（18）长期争得乌烟瘴气的“义利之辨”，皆因悖离孔孟保民立场，所以清水被搅浑，只要放回历史事实基础上，是非可立见。古初之“利”与“义”本质一致，《易传》云：“利物足以和义。”“利，义之和也。”“先王以美利利天下”，天下公利和民事所宜（义）本无矛盾可言。后世天下为公一变而成天下为家，富贵贪得无厌，损不足之民以自奉有余之身，权钱贪欲乃与社会道义冲突。孔子身处权位与道德由一体而趋分离的历史蜕变关头，大力倡导“仁者爱人”“君子尚义”“见得思义”，士君子不必耻贫贱，务求以道自贵以德自尊，独立于富贵不仁的势利小人之上，引导争权夺利的浊世走上人道之正，是“生民未有”之盛德伟业。现代富贵文化公开鼓动非道德争私利，自鸣先进，其实未脱禽兽不教而能之粗鄙本性，不足以明人道。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是任何剥削社会一贯的恶道劣性，何用新编教材大事煽动！西汉儒宗董仲舒因学高身正遭丞相嫉恨，被外斥至残暴的江都王刘建手下，以便借刀杀董。王逼董同恶，董凛然正告：“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不贪不义之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明仁道不计个人后果）！”体现了君子儒“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的仁者大勇。编者竟与臭名昭著的江都王站在同恶的立场，诬陷董生“走向另一极端，产生了讳言利排斥利的倾向”。又附录张岱年、程宜山文，猖狂反对孟子批判霸道、吹捧极端专制恶毒的君权法术家是“发展生产”，中伤董生拒绝不仁加身“造成了严重后果”。现今犬儒群吠：当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子就在二千年前董仲舒不肯助恶的这两句话上。编者之流的爱憎取舍一如传统暴君，而诿己过于先贤之无赖，则史无前例！悖弃以人为本的所谓“发展至上论”是现代神话，马、恩早已阐述过黑格尔“历史发展以恶为杠杆”的深刻论断，恶就恶在小人以卑劣的权势欲与疯狂情欲为发展财富的动力。私富的增加绝非人的发展，古人有言：君子以财发身（发展财德），小人以身发财（拿命发财）；富生于贫，又制造贫。这是唯物主义者必须正视的普遍事实，然后才能明辨义利：究竟应该人为财死，还是财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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