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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课 对外友好往来,
答案：D
4.唐朝时，中国与天竺交往最大的特点是
A.民间商贸交往 B.使臣互往通好
C.以佛教为纽带 D.技术交流
答案：C
5.唐朝时，从中国传到大食的手工技术是
A.制瓷技术 B.造纸术
C.雕版印刷术 D.冶铁技术
答案：B
二、动脑筋
天竺戒日王对玄奘说：“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你知道“秦王”是谁吗？
这里所说的秦王，是指唐太宗李世民，他在继位之前被唐高祖封为秦王。
●板书设计
第6课 对外友好往来
●活动与探究
以下是反映中日两国日常生活的两幅图画，你能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吗？你还能举出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些具体事例吗？
唐《捣练图》 日《戏婴图》
参考：（提示：从发型、服饰、衣料等方面入手）
具体事例：政治上：仿唐实行中央集权制；经济上：仿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法；教育上：设太学、分明经、纪传两科，后又增加了明法、书、算等科。根据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艺术上：日本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等，都具有唐朝的风韵；科技上：生产技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等传入日本后，广泛使用。京都的建筑与唐长安几乎一样；生活习俗上：唐服、饮茶、打马毬、下围棋等，包括过一些节日，比如端午、重阳等都是从唐朝接受过去的。
●备课资料
遣隋使在中日交流史上的历史地位
遣隋使在中日关系史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不仅是日本直接向中国全面汲取优秀文化的嚆矢，更是以后规模巨大的遣唐使的前奏，为以后乃至今天日本的辉煌发展，奠定了基石。
（一）肇始日本民族直接汲取中国先进文明，改造国家的积极行动。
6世纪以前的中日交往史，是完全循着自然演变，并非有意识的人为努力。其间日本为数不多的遣使访华，仅是一般的修好，并不具有政治的和文化交流的意义。随着中国先进文明的逐渐渗透，以及对日本民族从物质到精神生活两方面影响的日益加深，当时略通中国典籍、粗知中国文化的日本先觉者们，例如当政的圣德太子，于是产生“无宁深入到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本土，直接汲取优秀文化的念头”。因此，遣隋使的贡献，首先在于标志着日本民族不满足于自然传播，而采取派遣使团直接汲取中国先进文明、改造国家的积极行动的肇始。
（二）成为后来长期、连续派遣的遣唐使的先驱。
自600～614年日本虽然仅任命了四次遣隋使，且组织规模不大；但日本在初步直接接触中国的优秀文化并有所汲取之后，“对中国优秀文化益加叹羡和憧憬，朝野上下醉心于学习和模仿，形成一股狂热的学习高潮”。遣隋使惠日等人在623年回国后，上奏说：“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地，常须达。”这种力说唐朝制度文物的隆盛发达，必须与唐长期通好的进言，对做出遣使赴唐的决定起了促进作用。
于是，为了实现继续直接地向中国学习优秀文化之目的，日皇廷组织大型集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节，以便更有效地学习；并随派大批留学生、留学僧，以便长期从事学习。从7世纪初叶至9世纪末的二百六十多年间，任命20次、成行16次的遣唐使，规模之大，历史之久，为后人所惊叹；他们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日本文化的提高和国家改造所作的宏伟贡献，为世人所公认。
（三）充分表明了日本民族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可贵精神。
遣隋使们以其强烈的求知欲，在贪婪地吸取中国优秀文化后返回了日本，并为日本带去了改造国家体制，提高文化水平等好处。如惠隐被延入皇宫讲经，南渊请安当了“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的老师，高向玄理和僧旻担任了最高的政治顾问国博士，成为大化元年（645年）开始的新政治的主要设计人。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日本民族这一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可贵精神，不仅古代有之，近代也在继承发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民族积极汲取西方文明，并不断创新，终于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发达国家之一。追本溯源，绝非偶然。
历史再次表明，近亲繁殖只能使物种退化；一个民族的发展、振兴，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与外界文化的频繁接触、交流。对遣隋使这一课题的研究，必将为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提供有力的证据。
（王心喜 摘自：《历史教学》20xx.7）
日本和朝鲜在唐朝的留学生
（一）日本留学生
中国政府有文字记载的批量接收外国留学生，始于隋朝；最早派人来华留学的国家是日本。其时正值推古天皇在位、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此前汉语汉字在日本上层社会已然有所传播，圣德太子即具有浓厚的汉学功底。他重视发展同隋朝的关系，从开皇二十年（600）至大业十年（614）派“遣隋使”达5次之多且于推古十六年（608）开创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先例。史留其名的日本来隋留学生共13人，多为汉人后裔。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为学习先进文化，促进国家发展，日本频频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道瑞良秀博士说：“入唐留学僧和留学生，可以举出150人左右。”（日道瑞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徐明、何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92）
在历次遣唐使中，第九次遣唐押节使多治比县守特别值得一提，其人仰慕儒学，来唐后，“因请儒士授经”。唐玄宗“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他尊师重义，送给赵玄默日本生产的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还将从唐朝得的赏赐，“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刘日句：《旧唐书•日本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此人虽无留学生名分，却是不折不扣的短期进修生，而赵玄默则是唐代官方对外汉语教师之一。
唐代日本留学生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国子监有六学：一曰国子学，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学，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六学的课程设置和学习要求，《唐六典》言之甚祥：“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老子》，学者兼习之。”国子学生徒，“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律学生徒，“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书学生徒，“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子书亦兼习之”。算学生徒，习《九章》等数学书籍。（唐玄宗：《唐六典》，广雅书局刻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国子监》《新唐书》曰：“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三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贴，贴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岁终能一千之业，口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欧阳修：《新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选举志》）足见唐国子监专业分明，教学计划有条不紊。
在来唐的日本留学生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吉备真备和阿部仲麻吕（部，或作“倍”）。
吉备真备，开元五年（717）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华。在华期间，研覃经史，该涉众节，成为饱学之士。开元二十二年（734）十一月携汉籍1700多部归国。天皇授其正六位下，拜大学助教。其时日本的大学设有明经、文章、明法、算学、音韵、书法第六科，生徒400～500人。吉备为六科生徒讲授学自中国的各种新知识，教读《史记》《汉书》《后汉书》。高野天皇也跟他学习《礼记》《汉书》。其历史功绩之一是根据部分汉字偏旁部首创制了日语片假名。这些汉字共50个，称“母字”，如“伊、吕、波”等。五十母字，“相传为吉备真备从遣唐使留学，其师王化言所定”。（黄尊宪：《日本国志》，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化言是唐代又一位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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