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窑”御器的生产、解运及次色瓷管理，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这套严格的生产管理程序，确保了“唐窑”御器的生产质量，圆满完成了御器烧造任务，从而也促使“唐窑”制瓷技术达到历史的顶峰。
一、“唐窑”御器生产过程
“唐窑”御器生产过程，一般是皇帝发出旨意(订货清单)，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提供标本(画样或木样)，呈皇帝审定后，并将具体要求等交督陶官，御厂要根据皇帝的要求组织生产。当时清宫对官窑器有严格规定，必须按照“大内”送来的图样和皇帝旨意，不能随便改动。
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乾隆记事档中可以看出皇帝直接干预制瓷事宜。皇帝对部分器物的用途、形体、花纹等常有御旨，制作前须进呈画样或木样，审定后才交景德镇烧制。器物款识、配釉纹饰以及题诗等在记事档中均有记载。
如乾隆二年五月十一日，为烧造画珐琅用的填白瓷器命造办处画瓶样。隔两天后于当月十三日画得底样八张，计胆瓶、双环蒜头瓶、玉环天丝地纸锤瓶、花觚瓶、天盘口梅瓶、双风耳尊、玉环纸锤瓶、小胆瓶，呈览。奉旨：“准照样发去烧造。钦此。”此八张设计图发往唐英，烧得之后于十月二十二日将八种填白瓶每种选一件呈览，奉旨：“将直口胆瓶，着唐英以后不必烧造。”
这种少数作坯胎用的填白瓶御览后交珐琅处留作上珐琅彩之用，比较简单。若验看贡瓷之器则种类多、数量大，则品评有差。如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验看霁红把碗、汝釉杏圆四方双管瓶、青花白地龙风盒、娇黄釉宫碗、大观釉收小一号花瓶、娇金黄釉茶碗、宣窑青龙海水梅瓶、嘉窑双管六方瓶、黄地绿龙葵瓣四寸小碟、洋彩黄地洋花宫碗十种贡瓷之后，乾隆帝提出以下谕旨：(1)以后烧造瓶、罐、碗、盘、钟、碟等物，但照此霁红把碗釉水勉力烧造。(2)洋彩黄地洋花宫碗甚好，再烧造些。(3)青花白地龙风小盒烧造些。(4)再将洋彩黄地洋花宫碗上花，将小盒亦烧造些。(5)大观釉收小一号，花瓶嘴子甚粗，再烧时收细些。(6)再烧造青龙海水梅瓶时其青花白地不必改，青龙改烧釉里红龙。(7)黄地绿龙葵瓣四寸碟上龙发绿釉水不清楚，碟外画青花。(8)汝釉四方双喜尊、哥窑锦带瓶、汝釉四方双耳太平尊、汝釉收小天禄尊、汝釉双喜纸锤瓶、冬青釉双喜纸锤瓶、汝釉小扁方双耳瓶、冬青釉络子尊、厂官釉收小双鼓钉花囊、钧釉拱如意花瓶、龙泉釉纸锤瓶，此十一件款式不好，不必烧造。乾隆对十种贡瓷中的七种指出其不足及改正的措施，另对他不满意的贡瓷停止烧造。可见，官窑瓷器可视为皇帝本人艺术品味的反映。
珐琅彩瓷的烧制更为皇帝重视，所需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特制，解运至京后，需送御前经皇帝浏览，认为质地上好的，再送珐琅作画彩烧制。烧制时往往要秉承御旨，在怡亲王的主持下，分别于清宫造办处、圆明园造办处及怡亲王府三处设窑烧制。所需图式由造办处如意馆拟稿，经皇帝钦定，由宫廷画家用珐琅料依样画到瓷器上，再入低温炉中烘烧而成。
对于督陶官自拟新样瓷器，则先由督陶官试造，随奏折进呈，等皇帝圣裁鉴定后，按照此新样再行制造。如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一日，唐英呈《恭进奉发及新拟瓷器折》：“奴才又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等瓶共九种，谨恭折送亲呈进。其新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创造，恐未合适，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伏祈皇上教导改正，以便钦遵，再行成对烧造。余外尚有新拟瓷器数种。亦系奴才自行拟造，已与催总老格详细研究，嘱其如式办理，俟得时随后陆续呈进。”
由此可见，“唐窑”御器生产过程，无论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交办瓷器还是督陶官自拟新样瓷器，都是严格按照皇帝的意旨要求组织生产。
二、“唐窑”上色瓷器的解运
御厂不仅承担为皇帝制作御器的任务，所生产的御用瓷器是如何运输到北京也是当时御窑厂的业务内容之一。乾隆四年二月以前，瓷器运京为每年秋冬二季雇觅船只、夫役解运。唐英《陶成纪事碑》中说“每岁秋冬二季，雇觅船只夫役，解送圆、琢器皿六百余桶。岁例盘、碗、盅、碟等上色圆器，由三二寸口面者以至三四尺口面者，一万六七千件，其选落之次色尚有六七万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赏用。”如此，乾隆四年二月以前，御厂所产瓷器的输京路线，就是在景德镇出窑后，在珠山御窑厂经过第一次拣选、装船，由昌江入鄱阳湖，经鄱阳湖入长江，至镇江北折运河。在乾隆四年二月以前，在淮安关有一个点验、装桶的程式与手续。御厂所产的瓷器，在这里进行第二次拣选。唐英在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呈《遵旨呈报历年动支钱粮及陶务清册折》中说：“每年所得瓷器，分别上、次各色，亦陆续运送淮安关，听年希尧装配匡座，解运至京。”当时年希尧驻在二千多里之遥的安徽淮安，是负责淮安关税的收取，而对景德镇的御用瓷器的烧造没有具体的过问，只是传递烧样，验收成品，解运京城，拨付银两。其后或装船由水路过淮安关经运河北上直至北京，或是从淮安即改由陆路运送北京。乾隆四年正月十二日，唐英在《遵旨赴景德镇窑厂专司陶务折》中说：“奴才现将江西解淮上色瓷器九千三百七十五件，业于正月十二日由陆路运送进呈。尚有次色瓷器二万一千余件，奴才攒造册籍，收拾装桶，由水路运送进京。”这批瓷器应该是最后一批由淮安配座、装桶、转运进京的官窑瓷器了。
乾隆四年二月以后，唐英移理九江关，兼管景德镇官窑的陶务，唐英冒违反朝廷定例之险，打破将景瓷运往淮关配座、装桶，然后解运进京的惯例，改为凡官窑器都先送到九江配座、装桶，再由九江起运赴京。唐英在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奏请改由九江关动支银两经办陶务折》中说：鉴于“淮关去江西二千余里”，在支取银两、配座、装桶、解运中有诸多不便，建议以上诸事“今奴才荷蒙天恩，畀令专司窑务，凡烧造之器，配座、装桶、解运；奴才俱在江西一手办理，直送京师，以免由淮绕道，耽延时目。……且免护送声扬之繁。”且具体建议在九江关办理最为便利。朱批：“有旨命汝管九江关税。望汝即照此奏办理可也。”这样，淮安关作为官窑瓷器验收、包装、转运地的历史也就终结了。从乾隆四年二月开始，九江关取代淮安关充当官窑瓷器验收、包装、转运地的重要角色。因而乾隆四年二月以后，御器解运线路则是从景德镇装船后经昌江、鄱阳湖、长江、运河直达北京，全程为水路。
对于像皇帝临时发出指令，由内务府传旨给窑厂烧造成的瓷器，往往是王命紧急，刻不容缓。瓷器一旦烧造成功，就马上由专员直送北京，是为特殊运送。档案记载，特殊运输多是由督陶官派其家人直接送交内务府官员，并转呈给皇帝过目即由皇帝验收，其送达地有北京和承德两处。
三、“唐窑”次色瓷器管理
雍正六年及其以前，即唐英到御窑厂监理窑务之前，御窑厂对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基本沿袭了明代隆庆、万历时期的做法，落选御用瓷器散存在御窑厂内，尚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处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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