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实话说，诗人捡的便宜已经颇不小。杜甫成爱国诗人，时代和他自己付的价码都特别惨重，当代诗人只写诗时发三五分钟爱国忧民的低烧——当然，描写起来温度特别高，笔头子像在火炉子里蘸过的——竟与杜甫分享同等荣誉，比较这个便宜，杜甫那傻子吃的亏便太大了。幸好这荣誉是他们自颁的，等于无照经营，诗的历史会不会认账，尚在未知。不过，只要他们别气馁，继续托住“爱国诗史”那把大伞，话语权力没有转移，他们便可在伞底下避雨，终有他的一席之地。可见一个理论对诗人实际大有用处。白居易较早承继杜甫，打出旗帜来做“讽喻诗”，奇怪的是，他杰出的作品反而不在讽喻那一类里。他最有感触的实际并非他旗帜上自夸自卖的东西。这位醉吟先生大概酒吃过了量，有点儿糊涂，不够自知，恐怕也还有些投机的嫌疑。
前边讲创新的好些话跟当代旧诗并不对景，当代旧诗也喊创新，但它的问题并非创新带来，而别有来头。凭阅读的粗糙印象，它的毛病主要有两个。第一，大半诗人没学会拿诗传达一个意思，不知道诗里是要有意思的。他们拿小学生组词造句的办法，把诗里出头露面次数最多的那几个字眼排起来，顶多传达出诗里烂熟到口头禅的那些“意思”——我们感觉那算不得意思，只能说它“没一点儿意思”。生活里，一个人开口只会讲一串口头禅，那是个笑话；可是拿起笔来只写得口头禅，便成诗人；世事的奇妙，真有咱们的想象力徒唤奈何的时候。古人把这类诗称为“样子诗”或者“诗样子”。不过，当代的样子诗比古人更庸滥，更像“诗样子”，同时也便更不像样子。这么一来，当代旧诗创新、复古两者都谈不到，这倒是顶超脱的。
第二，无论理论氛围还是创作实践，当代旧诗都极端轻视作者，抽空了诗的个人性、作者的个人生命。这点它顶超前，比创新论远为彻底。前边所讲爱国诗史便是这个倾向的产物。它还有更妙的举动：抱出“时代精神”的空大帽子，人首一顶，也不管是否合尺码，遮得人看不见眼睛鼻子。政府喊改革，大家便歌颂改革，恭楷不走形地把整套口号抄一遍；政府讲改革里有负面现象，立即跳出来海骂一通。甚至一提作者的私事，便斥为“小我、小己、个人忧乐”，好像作者不是活人，而是死鬼，不是诗人，而真是大言标榜的所谓“诗魂”，像鬼魂一般喝烟屙风，没有世俗的、日常的、肉体的生活；叫人直疑惑他们自己怎么爬上官位、生下成群儿女的。更甚至连“伤感、低沉”的情调也不准有，因为“时代”不同了，共产党得了天下，官定的情绪是感恩戴德、效忠颂圣、朝前向上；似乎这个“时代”里，大伙儿在“精神”上都成了古时代的宫庭小丑或者一切时代都盛产的大傻瓜，只会奉旨傻笑。不存在什么外在的、独立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这个字眼只是对众多个人感受的某种共同倾向的描述，剔除个人生命、个人感受，便无所谓“时代精神”。老实说，剔除了个人性，连那些似乎有客观存在的社会体制都立即消灭，社会沦为虚无，只不过无知无感的乱石堆。诗只根源于作者的个人生命，我们把某个时代的诗人们排比起来，发觉诗中的个人感受有点儿共通的倾向，这才指认它为“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只讲事实的“本然”，不讲事理的“应然”；它是事后的调查报告，而不是事先的预订规划，是法院对犯罪情节的认定，而不是法律对公民行为的规定。时代精神在个人感受之后，它分析个人感受，而不在个人感受之前、限定个人感受。先制订一套时代精神，然后要求作者写它出来，这当然不是叫作者表达贴心的感受，而是向作者颁布道德律令、进行思想钳制。它的意图与写作无干，不过想对写作者施行极权。时代精神经过提炼的，它显得突出、精粹、强烈，谁也不能以印印泥似的，把它感受得完整无偏差。时代精神只是对这些感受中某种含糊倾向的概括，所以，每个人对时代精神的感受不会尽同。同时，没有任何人的感受里只存在时代精神，因为时代精神所指的是感受里与前一个时代相区别的部分，而感受里自有与前人一致的部分，这一部分还永远占最大优势。好比去年做的衣今年可能打上补丁，可是衣服上不会只有这块补丁，整件衣服并不就是一块补丁。一个具体的个人完全可能跟某个古人的精神状态更相近，对古人更为认同。如果时代精神那样彻底地霸占每个人的感受，那么，古代诗歌不会千人千面，而只有所谓时代精神一个干瘪面孔了。如果时代精神那样决然地与古代相区别，我们只好把历史看为划然断裂的，也把古人看为畜生——不用讲，他们那些诗咱们不会读得懂，更不会读得有滋有味。生活一直是老套子，它里边有不得意、有快乐、有自高自大、有爱欲权力欲——这些品性今人与古人没有多大差异。尤其是，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这一点今人照样相同于古人。
诗人自称要振兴旧诗，这当然只是关起门来自吹的牛皮。旧诗的社会基础、语言基础、群众基础全都崩溃了，好比一朵摘下来的花，还想老不凋谢，而且结出果实，未免不自量力。旁人看来，感觉也许就像八十岁的老太婆而还露出大缺牙来发嗲，巴望颠倒众生。但是，正像八十岁的老太太照样得过日子，旧诗也可以在一个小圈圈里做遗老，由几个死不改悔的爱好者自吟自赏。正常的社会也应该允许这些异己、异端留存。要把时代精神压倒个人性的论者，也许没想到，假使时代精神真那么统制一切，第一个给斩首示众的便是旧诗自己。旧诗拼命地向教化、教主献媚，实际也是迫不得已的求生策略。它明白讲“为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歌颂改革”而创作，它由政府、政协扶持，做着政府的宣传喇叭，很像一个伴主人吃饭的帮闲。只可惜喇叭音量小得像耳机，所讲稍似悄悄话，没人听见，大众对它漠然视之——这是一个旧诗爱好者非得接受的境遇；我得申明，我本人便是旧诗的衷心爱好者——目前旧诗的这个策略不会使它新生，只会催它更快地就死。也幸得当代旧诗没有振兴，少有读者，如果它真普及起来，那才是旧诗最可怕的灾难；大家倘以为这样的作品便是古代文艺的精华——旧诗，那旧诗的声誉真无药可救了。
旧诗还有个求生的法子，便是通俗、口语化，要求用当代的日常语来写作，以便取悦当代读者——毋宁说更是取悦作者。作者没有能力动用旧诗丰厚的语言贮备来传情达意，没有能力把散文语言提升为诗的语言，便借通俗口语化撑门面、遮羞面。“样子诗”里出场的那些烂熟语，实际已普及到当今的日常语中来，它两边沾亲，作者因而两头讨好。只可惜它已经磨损得算不上在达意。作者忙着讨好那两头，“诗”自己便受冷遇，灰溜溜地跑得老远了。“诗的语言”一个概念本身是反对于“日常语言”的，所以提出这个说法，恰为了把它同日常语分别开来。旧诗是古代书面语而非日常语的产物，并且比普通书面语更为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