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写景明晰俊快。歇拍“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足称名句。虽说前边写了一大堆自然景物，有经验的读者都会感觉到，这一问并非屈原《天问》那样的“问天”，而是孔子“伤人乎，不问马”那样的问“人”；“谁主沉浮”的“主”，不指造物主那个“主”，而指唯物史家所谓“历史的主人”那个“主”——毛关心的是人类这个世界由谁来把握。旧诗的常用语“江山、天下、大地”等等通常都是“国家、人世”的代用语，尤其联系到“主宰”这个问题时。这个句子特别打眼，气势恢宏，寄慨远大，极有撼动力。无怪文化大革命的小将们爱引用它，而且回答说“我们，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对于那些有创造历史的自信心、干预历史的狂热劲、甚至蔑视因而戗戮历史的狂妄病的人，这句尤其拍合他们的心态，产生煽动效果——俗语所谓“搔到了痒处。”当然，另有些人看了也许不高兴，就是那些正在把握、蹂躏历史的人，譬如当时的统治阶层。他们知道毛的身份、毛所干的事业，再听他这样讲大话，定会紧张得跳起来——俗语所谓“碰到了痛处。”文化大革命中的当权派听红卫兵喊那句口号，也一定心痛、头痛。从这些非文学的反应里，可以看出这句词的品性和魅力——尽管文学作者应该维护文学的纯洁，可是，明眼人也该承认，文学性自身并不纯洁；这也是个叫人心痛、头痛的矛盾。
毛这个句子在社会、历史上很有意味，可是专就词技——相对历史渺不足道的词技来看，它格调苍莽，跟前边的写景不大合拍，笔力之重，又使效果稍嫌突兀。如果下片处理得当，这个毛病不必吹毛求疵；可是，读完全词之后，我们感觉下片压不住这个好句子，叫人不由惋惜——既替这首词惋惜，也替这个句子惋惜。整首词负担不起这个句子，就好比女人怀了个过大的胎儿，反受胎儿的拖累，有了这个句子，词通体便压得变形，不很匀称；这个句子也好比女人遇人不淑，嫁错了人家，我们只愿跟她个人有私交，看看她的端庄品貌，而怕跟她那乱糟糟的家族来往。这个问题呆会儿再细谈，现在先观察一下这个好句的特点。
写词的烂熟套路，上片一个意义群落，下片另一个意义群落，譬如上片写景，下片抒怀，便是个经典的模式。这首词正现成地套用了这个模式。“怅寥廓”一句便是关纽，把词从自然景物转入人事，也把写景转为抒怀。它承上启下，从逻辑上讲，本该属于下一个意义群落，惯常的写法，它大半会用作下片的头，可是毛把它用为上片的尾。然而它是个问句，假使后边所写是对问句的回答，那么，问与答又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两个段落，心理习惯允许问、答之间有那么一条间隙、中歇，留为期待、思考的余地。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都很保守，有点儿死心眼，它们的意义局限在句子本身之内。疑问句却是开放的，并不自封自足，它不仅占有自己的意义空间，还要逸出其外，好像花，会向四周散出气息。一个人读到疑问句后，心理也会留出足够的地盘来容纳它的余韵。从词的结构上讲，上下片各成段落，上片的结束，正是阅读的一次歇肩换气，因此，把“怅寥廓”那个问句用在上片之末，不但无妨，而且天然合于词的节律。可以做个试验，把下片的“携来百侣曾游”一个意思提到上片末，譬如写成“忆往昔、与少年百侣，慷慨曾游”之类模样；下片再叙“书生意气”等等。这种写法同样的接起上文、领起别意，然而，我们终觉得有点不相贯通，一个好好的意义群落给分断了；就像毛那时代的革命者给枭首示众，尸体掉在地下，而首级高悬在城门上，天遥地远。缘故是，“忆往昔”那样的句子不具备问句的特征，它本该与下片更为亲密，可是给上下片之间那段空白阻断了。假使改写成“怅四顾、问人间谁记，少日狂游？”虽然意思功用完全一样，我们也觉得协调些。此外，一个含蕴的好句子用在歇拍，最是聪明之举，正可以利用后边天然的空白让人细品，不会赶着逼着人去读下文，把它错过了。好句如果同时又是问句，不消说，一箭双雕地捡便宜。
上片之末来个问句，也有点儿像传统章回小说的一个惯技，作者写到惊险处，忽的闭嘴收场，卖个关子：“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吊起味口，使人期待下文。不过，词不是讲故事，不以情节取胜，它的阅读节奏比小说也慢得多；它甩的包袱不至那么戏剧化，勾得我们抓耳搔腮，飞跑着要去抢下文；它只好像叫后边的内容先来报个到，离正式上班还早。它当然使我从们心里存个疑问：“谁呀，谁主沉浮呀？”
如果那个问句不那么强烈地暗示人世，仅仅作者看见眼前景物，对自然界发生哲学兴趣，疑惑是谁在主使它们，那么它便只相当《庄子·齐物论》所谓“夫吹万不同，怒者其谁”——如果是这样，它只是眼下景物在心理上的提升，可以算为上一个意义群落的一条翘高了的尾巴，作者无妨只表示疑惑，而不给出答案。可是，本词问句已经从纯粹的观赏物景转入人事上来，这便没给下片留下旁鹜的机动，限定下片非得作答。否则，我们怎么也想不透作者为什么忽然转到人间的主宰，又蜻蜓点水似的立即把它抛开。避而不答，第二个意义群落便只露了个头，没有身子，不成整体，词也便拉扯不着边际了。好比火车头既已开过来，后边的车厢没法别走他路，非得跟上。看来，毛也没打算顾左右而言他，的确在借后片作答卷。
对这个答卷，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评述。首先，撇开词学，单当它是数学试卷，那么该查问的是：回答对不对。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对自己作品的英译者解释过作品中的一些词句，谈到“怅廖廓”那句时，他这样讲：“这句指的是：在北伐以前，军阀统治，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见《毛泽东诗词集》二五零页《对〈毛主席诗词〉中若干词句的解释》）他对这个句子内涵的解读，跟我们前边所讲合拍，不过用的他那一套行话。下片是他的回答，当然不便用政治切口，得换诗词腔调。他写了一群包括自己在内的“少年”“书生”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给我们造成这个印象：主宰天下的便是他们。如果另有个军阀来补做下片，他也许会反对说：主宰天下的该是自己，而毛们该当为暴民处斩。如果更有个觉悟了的工人在旁边听见，可能起而反驳说：创造历史非我莫属，外国的马大胡子都做了经济学论证的。所以答案很像数学方程式，可以允许多个解，但看它的初始条件是什么，由谁来作答。即便只有一个回答在真理上是正确的，那也无妨，至少在词学上无妨；词学只要求回答者按格律、句式、理脉来讲清答案，便算及格。
分析答卷的另一个角度是：毛的回答是否合于他自己的思想实际；我们不问他讲的是不是真理，只看他讲的是不是真话。
照我们的成见，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认为主沉浮的是工人阶级——不过，假使我们这样讲，毛定会跳起来争论。为了反对这一点，他跟党内领袖发生过多次冲突，费过许多力，吃过许多苦的。时髦的洋马克思主义者觉得他那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太土气，而他觉得时髦的洋派太迂阔，不合国情。他是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出身农家，对中国和农民深有了解，写过《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讲到中国的主宰，他至少会在工人之外，再加上农民——假如他不直接忽略掉工人的话。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载：二四年八月，毛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课；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讲的很少的那点话便是农民问题；接着他回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八月他成立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党员为三十二名农民，十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学员中湖南学生占到百分之四十；二六年一月他表述了新的思想：“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二六年九月他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口气果断地说：“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方阶级之特权，则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中国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这是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上最大的贡献。当然，这个革命还并非马克思所讲的那个阶段的革命，而只是旧的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可以相信特里尔的话：毛这个至关重要的思想是“二五年在湖南时已经形成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