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自述他偏爱豪放，而不废婉约。李商隐最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作品，像《无题》一类，该算诗里的婉约派。毛的创作，没有受李商隐的影响，他对李商隐的爱好，也许像白居易对李商隐的向往，原因不出于风调相近，恰由于相隔太远，他自己写不来。李商隐诗情感的缠绵、意旨的晦涩、字面的华丽，与毛针锋相对。他注重用典、句法，而毛绝少用典，更不通句法。李商隐在后代很有势力。整个看来，诗的传统里笼罩着整版的男性气息，而李商隐却特别女性化，写得温情、肉感；他成功地记录了企慕、追怀爱情的悲伤和惆怅；即便内容不关于爱情，诗的特质也常拍合女人、爱情那股调调，在旧体诗中突出打眼。一个人可以没有太白、杜甫似的特别遭际和情感，因而读起他们来不觉得贴心动情；可是无论什么时代，爱情总是人性不可或缺的基本层面，李商隐那种情调也始终有市场。现代的爱情跟古代区别不小了，可是当代还把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一首做词来配曲传唱，成为舞厅的常备曲目；舞厅是当代的爱情基地，这其中可见消息。荣格曾讲到抽象的普遍的女性原型——阿尼玛，我不知它的究竟含义；不过，李商隐在旧诗里也建立了一个极富代表性、象征性的女性形象。人们可以不学他的诗，而无妨爱读他的诗。毛爱好李商隐，也可能只是这种纯粹读者而非作者的爱好。我推测，私底下喜欢李商隐的人，可能比台面上推崇太白杜甫的不会少。
李商隐所效法的大家里，杜甫也跟毛隔膜。毛只偶尔引用杜的句子，比如《蝶恋花》里的“狂飙为我从天落”，即是杜甫《同谷七歌》里的“悲风为我从天来”。不过，这两个单句的风调实际更近于李白。这位被评为古今第一的诗人，与毛形同陌路，倒不难理解。毛《致陈毅》信里讲：“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仔细想来，毛讨厌宋诗，缘故并不止此。用钱锺书的话说，毛自己的气质“高明”而不“沉潜”，跟宋诗的格调靠不到一起。相比较而言，宋人更注重“知性”，而唐人更注重“感性”；唐人以神丰韵美取胜，而宋人以思深虑周见长。宋人讲究字法、句法、章法，爱谈道学、发议论，唐人更关心感兴。宋人刻画物景，穷工极巧，而唐人常象元人小景的逸笔草草，但求情味丰瞻。这些都表现出气质的不同；一个时代的诗里大体流露某种气质，背后当然包括着社会学因素，权且不谈。形象思维的多寡，正与气质的偏向相连带。杜甫虽是唐人，跟李白一样，他的诗风并不能作为唐诗的代表——跟我们想象的相反，一个时代诗风的代表往往不是当时的巨匠，恰是那些相对平庸的小家；巨匠所以打眼，部分原因正由于他在时风里显得格外突出，与众不同，因此也表露出他独立的诗识，而小家所以平庸，也因为他只能从众，或者说，他因为平庸才只会从众；一群羊里，你个头再大，人家未见得服气，跑进来一匹马，那便不得了了——杜甫的诗，毋宁说是远于唐风，更近于宋调的。我们不奇怪宋人对杜甫不遗余力地推崇。杜诗的情感、心思极其深刻，毛的情感宽旷而不深厚，心思高朗而不深远，他不耐烦杜甫与宋人，那是自然之势。
韩愈也是李商隐的效法对象，正巧韩也跟宋人顶亲近。毛《致陈毅》里批评宋人那一段，便把他和杜甫一起举为反面的例子：“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这段评论里讲，比兴“不能不用”，赋只“可以用”，比兴高于赋。毛还算瞧得起杜甫的名篇《北征》，可是未见得特别推重；所以论“可以用赋”时提到它，但还要对自己这个态度加个前提：因为其中也用了比兴。对韩愈，毛便不大客气了，大半否定，只提出几首来宽贷。诗的成熟史上，比兴出来得早，而赋晚些，这个路径正是顺着感兴到思力走的——这是条自然之路，不但文学，哲学、思想也同样走这条路，便连小孩子到成人都不例外，我们印象里，小孩子兴高采烈而成年人老谋深算。我们不必管这条路为什么非这样走向，只比较一下：毛的气质留在路的前半段，而杜跑到后半段去了。叫他们俩对话，天遥地远，互相间当然不易听见。不但杜甫，韩愈跟宋人全跟他结伴的。韩愈心思、笔路的巉刻，古来也早有定评，毛不会喜欢，所以他把韩大段抹掉，只留下那几首——恰是韩诗里风格疏朗、文从字顺的那几首，否则毛不会看上眼。同样的道理，韩愈在宋人中威望极高，欧阳修一班人都推崇、学习他。唐以后只有李白和韩愈获得过跟杜甫并称的殊荣，而“韩杜”一说好像便始于宋人。毛早年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颇留有韩愈的侧影，叫人惊讶。然而，这首并不包括韩愈心思巉刻、聱牙诘屈的那一面，虽较健壮，也还够不上“横空盘硬语”。毛未见得有耐性去啃丫叉僻涩的韩诗，他大概从韩愈的流风余沫里受了点沾染，而且一抹就掉，没能渗透进他后来的创作里。
三李之一的李商隐，曾对韩愈下过功夫，写出后代以为可以乱真的《韩碑》。三李之一的李贺，更是韩门重要作家，讲究生、新，保存着“硬语盘空”的韩氏族徽。毛只有太白式的大语，而没有韩门的硬语。我疑心毛对李贺的兴趣，主要是他想象的可佩服；便连想象，毛也走李白的路。他对李贺，好像同方向而不同目标的行人，
文艺批评虽不是谱牒学，而批评家都有谱牒气，爱追查一个诗人的祖宗，把古代相近的作家列为他的渊源。在崇拜祖先的中国古代、尊重传统的中国旧诗里，这个习气显得越加浓重；好像批评家干的活儿跟盗墓贼类似，穷挖人家的祖坟，峻刻地掘墓鞭尸，要逼供得死尸开口，承认他老人家所说千真万确似的。
听了批评家的发言，我常疑心，那位后代诗人是否真的揣摸过那位祖师的集子，向他的阴魂讨教过。至少后代常常自己没有自首，而只是批评家在那里做旁证——我们倒也弄不清是不是伪证。诗人对自己的创作，往往不像批评家那样有理性的、考究的认识，他写作时出于直觉、感性、下意识的成份不会少。当然，诗人自己也爱抬出古代大家来，为自己找身份、作广告。好比破落户把自己杜撰为从前的大家族，去吓唬别的破落户——有些诗人还真卖弄自己家世的，像陶渊明和杜甫便把自己的祖宗追溯为陶唐氏，自认为尧帝的后裔；李白更吹嘘自己是唐朝的皇族，只可惜朝廷跟他意见有点儿相左，一直不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