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评价陶潜总离不开褒扬其“节操”，认为他对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甘愿过着贫困的生活的行为，表现出了崇高的品质，过人的“节操”。
因为讲授高一语文新教材，笔者重新研读了陶潜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发现谈陶潜不一定非要谈“节操”不可，也许谈谈人的天性会更好些。
生活在世界上的人，本身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属性，一种是自然性，一种是社会性。作为自然的人，我们常常希望自己能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生活，不受任何的约束和牵制。可是，我们毕竟是社会的人，生活在特定时代的具体社会环境中，社会赋予的种种责任和义务，需要我们去担承。我们无法超越环境，超越现实，这样，往往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互相牵制，互相影响，无法让自己的天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陶潜的辞官，就是要将“社会的人”这一角色抛开，摆脱一种属性的羁绊，保全另一种属性──去做他自己的“自然的人”。
陶潜为什么要做官？在《归去来兮辞·序》中，他坦率地承认：“余家贫，耕织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迷途。……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潜的做官，只是因为他家里很穷，得靠当官的俸禄来养家糊口，并非因为他想借此“兼济天下”或升官发财。由此可见，自然之子陶潜没能摆脱社会约束，他的做官实际上是无奈之举，是他“社会角色”的要求决定的。但是，“质性自然”的陶潜，发现做官并不适宜于自己，这一社会角色使他不自由，“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惆怅而独悲”，所以他要辞官。
那么，他的辞官是不是因为看透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呢？虽然《宋书·陶潜传》说他担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就因“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辞官，但这是后人写的，未必不是饰美之辞。即使这样，也不能证明是因为他发现了官场腐败和黑暗。他的辞官，只是因为他觉得县令这一职业太不自由，还得为“五斗米”向他一向看不上的“乡里小人折腰”，与自己的傲岸的天性全然不符。为重新去做回自由的“自然之人”，他决定辞官──摆脱让自己不自由的“社会的人”。因而，诗中除了第一段感叹自己不该为官、第三段决定与士大夫“息交与绝游”外，其余内容都是抒写作回了真实的自己的快乐的：“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这是归家途中的乘舟之乐；“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这是回家后的饮酒之乐；“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是独步小院的园中之乐；“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这是交友之乐；“登东皋而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山野之乐。陶潜完全沉浸于其中，物我两忘。所以欧阳修说：陶潜的《归去来兮辞》“词义夷旷萧散，虽讬楚声，而无其尤怨切蹙之病。”证明了他的辞官的确不是因为看透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而是“质性自然”的结果。
其实，在陶潜的其他作品中，他表达的也是这样一种努力挣脱羁绊、追求自由生活的思想。比如《归园田居》，他将自己的做官经历比喻成“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辞官归家的原因比喻成“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而著名的《桃花源记》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展现的是没有俗世烦恼、自由轻松的理想乐土。可见，作者强调的是做官的不自由，辞官归园田才回复了他自然的天性，他的辞官与官场本质的好坏关系不大。
据此，笔者认为，陶潜放弃的不只是某个官职，而是一种让他不自由的“社会角色”，他要做回了一个自然的、完整的自己，让自己旷达的天性得以保全。在《归去来兮辞》结尾一段中，他更是直接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因为“吾生之行休”，加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决定和以前的那个影响他限制他的“社会角色”决裂，“委心任去留”，“乐夫天命”。
为什么不少人会认为陶潜的辞官表现了高尚的节操呢？以笔者管见，是由于人们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陶潜辞的是官职上，忘记了他辞的也是社会责任。其实，陶潜的自由、潇洒完全建立在个人快乐的基础之上，是超越现实的，甚至是不顾家人生活的行为，他的身上明显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缺乏社会责任感，从社会价值上看较为消极，不值得提倡和宣传。今天的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品读陶潜，即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其价值和意义。因为陶潜的选择恰好代表了人们对精神自由的终极追求：个性的张扬和人性的解放。自然的人在社会中常常扮演着不同角色，但不是每一个角色都让人称心如意。由于时代的要求，社会的责任，家庭的义务，个人的名利等等的约束，人们无法摆脱，无法超越，而不得不从事一些本来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包括官职），说一些不想说的话（包括应酬），于是如陶潜所说的“心为形役”，成了自己、他人和外物的奴隶，不再是自己了。但是，人们的内心又时时刻刻渴望着能摆脱俗世的烦恼，能自由轻松地生活。所以，敢于放弃社会责任（不止是官职），做回他自己（不止是归园田），按照自己内心真实想法去生活的陶潜，才成为了许多人推崇的偶像。
因此，笔者认为对陶潜应该辨证地分析。他的离开了官场，并非因为他具有崇高的品质，过人的节操，或是对黑暗官场厌恶和鄙弃。只是因为那个职业（社会角色）不适合他的天性，禁锢了他的自由。据此笔者建议，在讲授陶潜的作品时，不应该像旧时不得志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似的，极力推崇其人品以抬高或安慰自己，应该从人生的终极追求上，从人性的本源上去理解陶潜的选择，去品味他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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