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世神话和大爆炸理论都没留意到上帝的存在、奇点及其规律本身都还需要解释；更深远的创世问题，也得包括创世力量本身的解释，它是从哪儿来的？总不能是个没娘崽。神话与科学于是遇到相同的悖论：无论把什么来解释世界，那个什么本身总是来历不明，非得再加追查；预设创世力量，实际等于预设了世界的存在。在已有的概念体系里，创世是个无解的问题。这个状况在神话里有绝好的暗示。史蒂芬·霍金所著《时间简史》开头提到一个故事。有位科学家演讲天文学，描述了地球绕太阳转动等等科学常识，这时，神话的代言人——一个老太婆站起来反驳说：你讲的全是废话，这世界实际上是驮在一只大乌龟背上的。科学家微笑着问道：“那么这只乌龟是站在什么上面呢？”老太婆道：“你很聪明，年轻人，的确很聪明，不过，这是一只驮着一只一直驮下去的乌龟群啊！”——这个神话叫人想起不知西方哪里的另一个神话，讲大地驮在一只大鲸鱼的背上，鲸鱼一动便发地震——乌龟神话暴露出神话与科学同害的那个治不脱的老毛病：对创世的解释只等于一只顺一只地向下数乌龟，要寻到末一只乌龟，可是这末一只乌龟也非得还站在什么东西上，那是一只“无归”的乌龟。想着科学家们戴着大眼镜、搬着天文望远镜、手持粒子对撞机，成天跟着一个不识字的糟老太婆数乌龟，情景特别有趣。科学在“存在”或者说“有”的起源、宇宙的终结、时空的起止、以至基本粒子的可分性——等等基本问题上，都给悖论搅得头昏脑胀，一筹莫展。科学的聪明也只相当于老太婆的聪明。
霍金评述那则科学家与老太婆的佚闻时，态度有点儿保守。他讲，在宇宙开端、时间本质等问题上，也许有一天答案会像我们认为地球绕着太阳转那样显而易见，当然也可能像乌龟塔一样荒唐可笑。他巴望时间来判断。我的想法更为悲观。不但在已有概念体系里，创世是个无解的问题，甚至在将来可能有的概念体系里，它将永远不可解。一切的认识、认识这件事可能发生，都有个先在的预设：世界是因果的。认识不过把因和果一一对应起来。没有因果律，世界也便是不可知的。因此，所有概念体系也跑不掉以因果律为先在预设，于是，凡属存在状态之先，都得已有状态存在；无论哪个概念体系最终都得遵从这个原则，它是认识能力的基本形式。逻辑上讲，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结束掉那群无归的乌龟：信奉“无中生有”，把世界看作自虚无里产生的。这个信念符合因果律的表面形式，它给出了世界之先的一个状态，可是，它实质上会取消因果律，因为“无”的状态恰是指“没有一切状态”。无中可以生有，我们孜孜去寻找因果的对应也便毫无必要，世界也便完全没法了解了。咱们在旁边对着这个世界、世界的起源干瞪眼，而那群乌龟还无限制地顾自在那儿繁殖着；瞧咱们这样无能，这种以胆小著称的动物也会胆大起来，连脑袋也不肯缩进去，昂首挺胸地嘲笑咱们了。
科学不仅像神话一样要把世界解释成某种力量，而且，更基本地说，它感到世界非加解释，立意要解释世界，而不是坦然地把世界丢到一边，这都与神话没有二致。我们还得说：认识本身就是“神话”。我们不知道世界本身是什么，而只能透过认识来观看世界，并且无从确证它与世界的关系。认识便是给世界编
神话时代虽过去了，“神话”还跟任何时代过不去，紧紧抓牢着它。人借“神话”来认识世界，人自身的行动也等于实演“神话”，人的生存本来便是“神话”式的。我们常感到人有一种寻求生活意义冲动，这正是神话给心灵刻下的标识。神话的基本意义，正在于替世界提供“意义”。纯粹只存在着的自然物，或者自然扰动，它们不会主动送货上门，向我们推销意义。因此神话把它们人格化、目的化，叫它们学着人的派头来行动；换言之，神话拿“意义”来整合世界。否则，这世界便是不可理解、不可理喻的。人为着自己的生存而主动向世界行动，得辨别外界的事、物对自己有害抑或有利；别一方面，人自身的行动是有目的、意图的；因此，人把意义来评判事、物。这个心灵状态的自然流露和推衍，便是神话的整合世界，仿佛一切外界之物自身都具有利害、目的等等观念，整个世界由意义统帅起来。最初的所谓意义，只是对人的生活具有意义，可是既然世界已给意义全体笼罩了，那么，人的生活自身也可以、应该追问意义了；这好比古语所谓仰天而唾，唾沫喷得满世界，最终免不掉会沾染到自己身上来。给意义彻底薰制的心灵，也非得要求生活自身具有意义；正像一切外物不仅仅是自在的存在，而该判断它对人的生存有何利害一样，人的生存也不能仅仅只是生存，它必须有此外的目的，可以用此外的尺度来判断它——生活必须符合于神话。神话也给生活提供意义。生活是由神主宰、导引的，有神拿测量的标尺和惩罚的戒尺在评判、监督我们的生活。即便神话不提供这样账目清楚的意义、不设计这样职责明确的监工，只要一切外物都是人格的，像人那样生活，那么，人的生活因为融入整个自然而获得了意义。至少它会给人一种含糊的意义感，生活与外界是协调的，显得正常合理，并不觉得突兀古怪，这样，便蒙哄得我们不去深究这种生存究竟有何意义——在理性的层面上刻意追寻意义，只因为缺乏意义感；正好比人感到自己的某个器官，是因为它害病不适。
科学把自然之物从意义的版土里夺了过去，外界不再是人格的，不含目的性，只是冷冰冰、死板板的规律，好像时时等着我们去碰壁的一堵墙似的——它跟人不再亲近，失掉了神话所理解的那类“意义”。科学的巨大成就使它膨胀得要遮满整个世界，连人也不放过，得一例对待，它照式照样把规律来研究人和社会。人跟科学的关系有点儿近似棺材店的木匠跟他所做棺材的关系，木匠替别人做了一世的棺材，把别人全装进棺材里了；最终他自己也不可避免地给塞进自己打的棺材里去。结果，人便抱着一本破旧的神话孤零零地站在广漠的无意义的世界上；这世界再大，不过等于三尺棺木，自己再活蹦乱跳，只等于棺木里那具刻板死尸。因为人是从属于世界的，人自身的生存是否有意义，立即成为问题。正是这时候，我们开始寻求生活的意义。从各种迹象看来，古人并不像今人那样，对生活的意义问题产生如此强烈的紧迫感。如果科学这个现代版的“神话”能最终全体征服“神话”的古代版，那么，也许生活的意义问题会消亡，心灵能安于生活的无意义。可是，古代神话固守的最后一隅，似乎不易攻破。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需要从外界汲取能量才能维持自己生存，那么，我们看待事、物的基本角度，便总在于它对生活的有利抑或有害，我们的行动也便总免不掉目的、意图。只要我们还是超出一般动物的人，获取外界能量的手段不完全由本能把握，而部分由理性、概念来操纵，那么，我们便不仅仅只会趋利避害、不仅仅只陷在自己的目的意图里，彻底为它们驱使；我们还会站在它们之外去思考和理解它们，知道自己是会趋种避害、有目的意图的那一类东西，知道对这类东西来说，外物都得通过跟这类东西的关系而获得意义。因此，不管范围圈得多窄，人总需要、也总保有一个“意义”的空间，这是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的——从而也便是自然决定的——我们没法跑到生存之前去改易它一下。推脱不掉“意义”的框架，心灵便会死不改悔地要求生活本身具有意义。“对生活有何意义”与“生活本身有何意义”住得太近了、箍得太紧了，邻居隔壁，乡亲最终会碰面，甚至同床共枕，夫妻免不掉挂心，两个意义简直拆解不开。这正像科学里的情形，我们知道一切存在物都有来历，便不由得去追问“存在”本身的来历。科学对神话最后的关塞攻得愈急，只会激起愈加强硬的抵抗。不是讲狗急跳墙、穷寇莫追么？最后那点儿本钱总会守得最为顽固。科学愈不放过意义，人对意义的追问便愈会显得迫切、痛切。心灵在科学与神话的夹缝里挣扎得永无宁日。
科学得势以来，便有这样一种企图，把社会发展描述成受某种近乎自然的规律严格控制的运动，甚至把决定论的态度来写定它的阶段；同时，生命本身也给讲成纯粹化学、生物学的过程。这种企图一直遭到人们心理上近乎本能的拒斥——便连那些理论自己也常忍不住作点儿妥协，违背理论自身逻辑地给人留下一些能动、主动，或者从后门夹带进些目的论——这种企图遭到拒斥的缘故，一方面因为它威胁到人所自诩的自由意志，伤害了人自大狂的尊严；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它间接地包抄“意义”的领地，它那种讲法没给生存的意义留下座位，最终会端掉意义的老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