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珂先生《中国古代神话》一书的扩展本写定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五月，毛发表了《渔家傲》及长注；九个月后的六三年二月，袁写定他的《山海经校注》中《海经新释》那部分。我感觉兴趣的是，《新释》立即便引用了毛的观点。《新释·海外北经》注里说：“共工触山，‘折天柱、绝地维’，打破为颛顼所统治的旧世界，使世界局面为之改观，虽曰‘不胜’，亦足以见其‘猛志固常在’之斗争精神矣，谓共工为‘不死’，为‘胜利的英雄’，谁曰不宜？然或又传共工有与禹之斗争……禹已成为众所公认之治水英雄，民间传说与古籍记载咸无异辞，于是站在治水对立面与禹作对之共工，乃不能不居于反面人物之地位……则共工者，应视其所与周旋之人物而定其正反，非可一概而论，始符毛泽东同志按语‘诸说不同，我取……’精神，亦已明矣。”这些话的意思，在《新释·大荒西经》注中又被重申。五九年的《中国古代神话》中，头触不周山的共工是个反面人物，到了《新释》，袁先生给他平反为正面的英雄了。袁先生知道，《淮南子》中的共工确实没有胜利，也无法讲他事实上胜利了；可是毛下旨意，袁只好妙语解颐，曲为弥缝，归结为死而不朽的“不死”，评价为阿Q似的精神“胜利”的英雄。这样，整个神话系统里定了性的反动派总算给挽救成革命派了。袁小心地强调要“视其所与周旋之人物而定”共工的“正反”，把毛评定的不周山那回事与共工别的劣迹绝然划开，等于说，共工只革命了这一回；手法有点像医生把传染病号隔离，从而保证神话别的部分不受毛论的感染。
《中国古代神话》里，女娲补天是由于不周山给共工撞断了。《新释》里改了口：“古神话盖以女娲补天为一事，共工触山又为一事，二者并不相涉也。女娲所补之‘天’，乃洪古时代，由于今已不能详悉之某种原因——自然界大变动或神国大扰动——所导致之‘四极废、九州裂’之天地大残毁之‘天’，故有‘断鳌足以立四极’等语。而共工触山所造成之毁坏，则局面较小，仅‘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且毁坏以后，至今未闻修复，故始日月西移，百川东注，不周坏而不匝。且不周，天柱也，共工触山‘折天柱’者，折天之一柱也，又何用女娲‘断鳌足以立四极’为？则触山与补天之不相涉也明矣。”袁这段论述，以《淮南子·览冥训》为根据：“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监[左另“火”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yin水。”袁把这段话做兵器，攻击王充《论衡》、司马贞《补三皇本纪》里补天因为触山的讲法。他辩女娲所补之天非共工所坏之天，看来很有说服力。不过，《淮南子》那段话未见得可以呆看、死守的。“四”极既废，天可不仅是“不兼覆”，而该全体砸下地来，人民尚能生存，真不可想象；“水浩洋不息”同时又“火监炎而不灭”，似乎水火不容的老例竟会变为水乳jiao融，也叫人奇怪；女娲杀猛兽、止yin水，她把羿和禹的功劳全贪过来了——袁自己也曾推测补天神话可能最早即是治水神话——看来，情况像是这样：《淮南子》为夸张女娲的功业道行，集中了神话里所有的灾难，一股脑儿全叫女娲来收拾。女娲抟土造人，或者与伏羲合作生殖造人，是咱们民族的始祖；敬祖的中国人对她特别青眼相加，加料奉承，也属正常心理，只看看报刊上大小作家写到自己母亲时齐口同声的那股肉麻劲，便明白了。《尹子·盘古》还讲“女娲补天，射十日”呢，羿压箱底的老本钱都给抢过去送给女娲了。《淮南子》那段描写也是文学手法，不必视为科学、天文学，刻舟求剑地去搜寻实证的——它的目的本不在解释天文现象——安知“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不是共工弄坏而女娲补好的后遗症？至少《中国古代神话》里，袁自己便是这样以为的，他讲：“残破的天地虽然给女娲修补好，但毕竟还是没有恢复原先的状貌，据说西北的天空，因此略略有点倾斜。”《淮南子》讲女娲补天时没提到天坏的原因，而《论衡》、《补三皇本纪》异口同声归罪共工，可见古人心底确以为二者相关。后来鲁迅写《不周山》还在向他们学舌。可以设想王充跟司马贞也是从更古的古人那里听来的。如果认为东汉、唐人没能保存神话古貌，那么，西汉的《淮南子》，唯之与阿，相去几何？为什么舍此取彼？如果《淮南子》明明讲出天坏不关共工的事，这种取舍尚有可说。可是《淮南子》没张口，倒是《论衡》、《补三皇本纪》一起来做证，两票赞成，一票弃权，这可成了一目了然的数学问题。至于触山、补天两处描写有别，传闻之异而已，目的不同而已——“不周山”意在解释天象，“补天”意在歌颂女娲——大体上依然一致，那便是：天坏了。我们似乎应该尽量把二者关联起来，而不是区别开来，以使神话连成网络，更为系统——当然，判然不合者倒也不必拉郎配地强合——实际上，袁自己一直在做这个关联工作，可是，到《新释》里，他却一反常态。我想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假如共工在“不周山”里干的事非叫女娲来收拾后果，那么，他便没资格称为英雄了，毛的旨意也必然要取消；倘顺从毛论，女娲势必沦为反面人物；为了保存毛论，而又限制它的传染，袁只好牺牲神话体系，切断触山与补天的关系、共工与女娲的连带，把不周山里的共工隔离起来。这样，女娲和共工各在自己的神话里做英雄，好比诸侯割据的各自称王，互不相犯的。
《海经新释》工程不小，虽说袁学养有夙，恐怕也不是六二年五月到六三年二月之间可以急就的。我疑心毛的论点，是他临时追改进文稿中的。毛那个注，立论非常不严谨，称不上学术意见，可是，它会在与政治、文艺不搭边的冷门神话研究中，产生那么快、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小事例可以检验当时政治大气候下的学术小气候。文艺为政治服务，一切为政治服务，处处有政治，一切都只是政治——真是彻底得不含糊。我同情袁先生的尴尬，还得赞赏他的苦心，把毛的影响限制到最小地步。倘换一位聪明的学问家，该把共工彻底平反，甚至不惜以诬蔑禹或者女娲为反动派作代价——我们不是常以毛为根据完全重写什么史、什么史么？——反正死掉的甚至只在传说里活过的人物，没有可能来鸣冤。团捏死人是我们的惯技，欺负死人又是顶安全的——有时候，欺负活人也同样安全，只要有政治靠山或者政治作靠山。
神话在流传里会不断加进新内容，改换新面目，已往的文本，便有许多自相矛盾。毛对共工的那道旨意，会不会经过添油加醋，生出骨胳血肉，也流传下去，千百年后成为另一个“不周山”的文本？对神话的研究与神话自身的流布是两回事，研究要理清旧神话，而流布会创造新神话。可是有一点相通，它们同受历史性的摆布。在历史过程里，对神话的研究自身也可以转换为神话的一部分，而成为后代研究的资料；同时，每个依据旧神话造出的新神话，都包涵对神话研究，它要赞同哪些，修改哪些，已是经过判断的了。对久远、高傲的历史来说，学者们研究神话时所持的客观、冷静、公正的立场，未见得有什么意义。因为一，无论立场是否客观，立论是否谨严，都可能引发新神话；二，而神话的创造似乎并不顾及学者那一型号的理性，却更受经验、爱憎、时兴潮流、当代思想的左右；理性的研究将会被非理性的神话自身所吞没。这对学者，也许是个不得不接受的讽刺。
这个问题也许不值得注意，因为科学昌明以来，神话逐渐式微，退出社会生活，成为博物馆的货色；它失掉发展的可能性，只剩下历史，没有了将来。对它的研究虽然未见得是定论，它自身可已经盖棺了。研究只当得死尸的解剖，不像活人的治疗，能改变活人的状况。所以研究与流布的关系可能没有多大现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很难讲科学取代了神话。科学固然挤走了神话的一种形式，可是科学并不排斥“神话”这形式本身；也许神话是古人的科学，而科学是今人的“神话”。举个例子来看。创世一直是神话的主题，现在这个主题并未给神话陪葬，而还活着，不过，由科学抢过手去抚养。神话里上帝创世或者盘古开天地，把人格的某种力量来解释世界的起源；物理学、宇宙学有大爆炸理论，归结为奇点的爆炸。创世的力量是人格的，抑或是自然规律的，这便是神话与科学的分野。然而，科学照样把世界纳入某种力量，这个思维方式实际是神话的血裔。神话与科学好比用两种方言讲同一件事，表面听来发音完全的南腔北调，互相间不能理解，可是，会两种方言的人觉得它们并不隔膜。“神话”的思维支配着科学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