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房龙的书是去年夏天，那是《漫话圣经》，一本从朋友家借来的书，感觉有点味道，可读性很强。当时我还不清楚房龙其人其事，只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作者。
后来看了一篇介绍他的文章，才知道他是一个出色的通俗作家，在历史、文化、文明、科学等方面都有著作，而且读者众多。房龙的全名是：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是个美国公民，1882年出生在荷兰，受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莫斯的影响很大。他来到美国后，又受到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洗礼，从此一生反对愚昧偏执，提倡宽容和平。
在中国，房龙最流行的一本书是《宽容》，在民国时期深受郁达夫、林徽音等人的推崇。尽管以文革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浩劫使他远离了中国读者，但八十年代以来，他的作品再次畅销华夏。中国人深受愚昧和专制的折磨，因而他这种自由宽容的文化态度很对新时期人们的胃口，而且这种文化态度无疑也符合经济文化全球化趋势的需要，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都需要对一切保持自由宽容的心态，如果都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这样斤斤计较殊死斗争，世界就重归野蛮了。
房龙的书是启蒙性的，是献给青少年和初学者的。他的文笔流畅晓达，即使译成中文也能保持其固有风格。他的书有许多自绘的插图，他模仿小孩子的口气说：“一本没有图画的书有什么用？”
他是个伟大的文化普及者，是个大师级的人物。我认为，一个历史文化的通俗作家写得通俗易懂也许并不难，难的是能够始终保持一种高贵而非庸俗的心态和独立不移的个性，以及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远见和大局观。能否做到这点，正是一个大师与一个普通作者的云泥区别。
2、简述《人类的故事》
房龙的独特优势在《人类的故事》这本我刚看过不久的书中表现得很充分，因此以下几部分都围绕着此书论述。
《人类的故事》其实是写西方文明发展史。房龙毕竟是西方人，对自己本位的文化更感兴趣，更有研究，因此在书中关于东方的只有一点孔子和佛陀的故事。这点也许也体现了房龙虽然倡导宽容，但他也并不能完全免俗，西方中心的观念在他身上根深蒂固。然而瑕不掩瑜，房龙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宏观把握仍然是大师级的。
于是，从第一个单细胞出现在地球到尼罗河畔垒起金字塔，从摩西带领被奴役的犹太人走出埃及和大沙漠到耶酥殉身于十字架，从希腊人建立起辉煌的城邦文明到亚历山大将希腊文化带到最广阔的欧亚非大陆，从罗马帝国的兴亡到欧洲穿越中世纪的炼狱走向文艺复兴，从交织着光荣梦想和血腥掠夺的大航海时代到通过殖民活动而初步形成的国际大市场时代，从荷兰弃绝腓力二世的专制统治到民主之花开遍欧美，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从中世纪的欧洲战争到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房龙像个耐心的故事家，坐在冬夜的火炉边为我们娓娓道来。
书中没有森严的术语体系和自以为是的学究气，没有喋喋不休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刻意追求的“客观规律”，他以平和舒缓的语气、节奏将自己了如指掌的历史故事从容道出，就像与朋友饮茶论道一样。他的宽容姿态、他对历史人物的人性关照、对久远历史的好奇、对现代文明弊端的抨击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使他的字里行间散发出一种特有可亲可敬的“文化人情”，可以看出，他是真正理解他所表述的所有历史故事的，是真正将历史放在心坎上蒸煮过的，他所奉给读者的都是思想的精品，而不是只将一些枯躁无味的掌故知识拿来兜售混饭吃。也许他写作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儿童般单纯而热情的得意洋洋的情绪：看，我展示的东西是多么的吸引人啊！
3、呼唤时代英雄
房龙质疑了将历史时期分为：古代、中古、现代（具体到西方，就是：古代世界、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现代社会）等阶段的历史阶段论。他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分类法，它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即20世纪的人已达到人类成就的顶峰”。房龙写《人类的故事》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没有深入人心（尽管爱因斯坦早在1905年就提出相对论，但即使他在1921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人们还是没有真正认识到相对论的价值），许多人都认为经典物理已经达到科学的顶峰，人类社会也已经发展到了某种极限，而房龙却这样预言未来：“到了公元10000年……他们（指我们的后代）会把拿破仑……和成吉思汗或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混为一谈。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会被他们当作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长期商业冲突……甚至值得我们骄傲的医院、实验室和手术室看上去也不过是稍加改进的炼金术和中世纪医生的工作间。”因此现代人并不值得骄傲自大。房龙认为：“我们这些现代男女一点不‘现代’。相反，我们仍是洞穴人的最后几代。新时代基础只是在不久前才奠定的。”我们的时代还有许多披着西服的野蛮人，“大多数人仍旧停滞在16、17世纪的思维方式上，抱着国家……或政治团体的这一古老观念不放”，人们充满自私自利的思想，为了争夺利益，暴力依然成为解决问题的首选。在此，房龙揭示了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他提出，我们时代的发展特点是物质文明远远走在精神文明前面，“科学家们开始制造钢铁、化学、电的新世界，却忘了人类思维比那个谚语中的乌龟要迟缓”。于是“这个笨拙的中世纪机构突然应时代要求去处理机械、工业世界的高度现代化问题，它就被迫根据数世纪之前定下的游戏规则尽其所能地去做了。”它就像一艘“埃及、希腊、罗马、威尼斯和17世纪商业冒险的‘国家之舟’”，它已经驶过了悠久的岁月，质地依然比较坚固。即使进行硬件大更新，装上现代化的设备，换上钢铁船板，但一成不变的船长和水手凭借的也只是祖先传下来的航海技术，“他们船舱还挂着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图表和信号旗”，这样，行驶在现代社会的惊涛骇浪中无疑就惊险无比了，说不定哪天就成为“泰坦尼克号”。因此20世纪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并没有给所有人带来应有的更多幸福，反而给屠杀人们提供了最有效的武器。对此，房龙只能无奈地以一种“讽刺和怜悯”的态度去面对历史和现实，“讽刺”即用微笑使生活怡人，使丑恶现形；“怜悯”即用眼泪使生活纯洁，同情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他情不自禁地呼唤新的航海英雄的诞生，“世界迫切需要这样的人才能担当起新的领导职责，具有勇气和远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仅仅在旅程的起点，需要学会全套的航海新体制……他们会当多年学徒，会不顾阻挠往上层奋进。当他们登上驾驶台时，妒忌的水手可能会哗变，夺取他们的性命。但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脱颖而出，把船安全地带进港口，他将是时代的英雄！”
房龙的上述论述都是针对20世纪初的社会形势的，弹指一挥已经是世纪末了，但对我们仍然深有启迪。世界无疑又有了巨大进步，但在我们装有新式设备的船上，船长和水手们的素质依然不能适应物质文明的发展需要，人的素质的提高依然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尤其在中国，在改革的大潮中，我们的船长和水手们大多是披着西服的农业社会遗民，这注定了我们航程的艰险。我们不仅也需要呼唤我们的时代英雄，更要像房龙笔下努力“向上层奋进”的新人类一样，不顾阻挠地履行自己的使命。我们正站在新世界的门槛上，我们正站在社会发展的新起点上，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勇气和远见。
4、人类幸福和思想斗争
房龙对历史积极性的评价着眼于人类的幸福。在《十字军》、《宗教改革》、《宗教战争》等章节中，他描绘了宗教纷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表现了他反对意识形态之争的宽容思想。人类社会从古到今，因狭隘的思想意识而带来的战争太多太多了，多少血腥铸就了历史的警示录！中国向来崇尚“诗教”，喜欢用统治者的思想趣味来笼罩所有子民的头脑，于是片面强调思想文化的能动性，紧紧扭住思想斗争不放，豢养大批御用文人来把守本就虚无的“思想阵地”，始终企图实现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一统。结局如何，不想可知。大禹治水，非堵用疏----此古训千年来应者寥寥，不亦悲乎！
5、评价伟人
房龙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对那些历史上的巨人杀手如成吉思汗、拿破仑评价不高，他说：“在其中某些人的眼里，拿破仑和成吉思汗应获得最高的荣誉。我解释说我已尽力对拿破仑保持公正的态度，但以我的标准，他远远不如乔治·华盛顿……或林肯及其他人……至于成吉思汗，我只承认他在大杀戮场合有超人能力，我不违心为他作宣传。”在他的笔下，拿破仑是个风采迷人的野心家和伟大演员，是个最卑鄙的人，但也是个罕见的成功者。他对欧洲历史的影响不用多说，他的个人魅力一直是艺术家仰慕的对象。但这一切都不能抵消他对普通人带来的痛苦，不能抵消他造成的血与火的灾难。我们的毛主席与之对比，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东方专制主义的特色。这里主要说老毛的特色。老毛之道德文章不用说了，太棒了，他的风采也无人能及。但又如何？这种伟人是zha弹，只适应于战争等非常时期，一到和平时期就会成为危险的破坏物。到了50年代末，老毛有多出色，中国就跟着有多倒霉了。但他还是懵然不知，自我感觉良好。在吟诗作对中依然充满了生命的快感和自由感。但是除了他之外的每个人又是多么的不自由，不快乐！大概东方专制主义的特色就是以一个人的自由快乐来牺牲所有人的自由快乐吧，古代的专制帝王如此，毛泽东如此、金日成父子如此（当然，他们也许有寂寞和戴面具的痛苦，但另作别论）。道家思想认为一个领导人物要务虚，要柔守，目的就是要给手下人创造出一片可以发挥自我的空间，而不能以领导的才干能力荫蔽了手下人的激情，但东方专制主义很少能做到这点。所以东方专制主义培养出了许多近乎完美的伟人，但却造成了更多人格残缺不全的普通人。西方民主社会也许正相反，总统未必是个很出色的人，但至少他很明智，会认真听专家的话，不会以为自己真是所有人、所有领域的领导了，因此可以避免一个人犯错误，全社会跟着遭秧的悲剧。领导，领导，这二字本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术语，你以为你自己真的很牛吗？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