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冬天，蚂蚁出晒米粒；促织饿得半死，向蚂蚁借粮，蚂蚁说：“在夏天唱歌作乐的是你，到现在挨饿，活该！”这故事应该还有下文。据柏拉图《对话篇·菲得洛斯》说，促织进化，变成诗人。照此推论，坐看着诗人穷饿、不肯借钱的人，前身无疑是蚂蚁了。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做蚂蚁的粮食；同样，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
这里有两点提请注意：一、推测作者的用意。一半以上文字不是述古而是论今，好像并不想推敲故事的寓意之确当、深浅与否，寓意与故事之间关联恰当与否，而是用心于新寓意的导引、产生，批判现实社会不合理现象，对比大作家的前生死后，一大批文人始而冷落他，继而拥聚、寄生于他身上，前倨后恭，厚颜无耻，其中隐藏着作者的愤然之情。二、推究文章的逻辑。作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由讥剌促织转而变为讥剌蚂蚁，由讥剌昆虫转而变为讥刺现实中人，就是说原故事与新寓意之间“落差”甚大，跳了好几跳，只剩下一些“皮毛”上的关联了，在学理、文理上不很贯通，但作者不加理会，或许是有意为之，此其人乃学问大家，何至于做文章连逻辑条理都呈现窘迫、疏漏的呢？还是想着借古代寓言发讥时之论罢了。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钱氏之文是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然而这种推断、解析主要是在“文本”的层面上进行，寻求的是文章“本有之义”，即使说“推测作者的用意”，也是以“文本”为基础，还缺少某种有深度的、坚实的基础；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探讨，即通过“知人论世”揣摩作者的当初命意。
本文收于钱钟书的第一个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这个集子于１９４１年出版。正是现代散文的转型期，抗日战火正为炽烈，散文创作更多地关心社会大众生活，抒情小品告退而严肃杂文方滋，大多数散文作家都涉猎杂文，出现一批“骁勇善战”的进步派杂文作家，如聂绀弩、秦似、夏衍、唐táo、巴人等。他们对黑暗社会的批判极其彻底，冷嘲热讽，含沙射影，锋芒或直或隐地向着专制制度和专制下的国民劣根性，这种文风在今人看来是多么稀有、陌生和珍贵，但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钱钟书于１９３５年出国留学，１９３８年回国，回国时还不足三十岁。文坛上散文流派格局已经形成。其生年也晚，其归来也晚，不介入这派那派，当然他也不以散文创作名世，仅凭一《写在人生边上》小册子并不能加入“著名散文大家”行列。不过他的散文也自有特点，即以学理、见识、机趣见长，独标一格。受时代潮流影响，也有不少锋芒闪现，汪洋恣肆，议论纵横，在豪气、儒雅气、谐谑气中，隐然有些火气、锐气、不平之气，以至有人说他骂人太“尖刻”。 当然还不至于太“尖刻”。钱氏散文的批判精神不能与鲁迅杂文和聂绀弩等的杂文相提并论，即没有那种彻底性、直接性和不可向迩的威力，他是从一个人主义文化人士的立场、观点出发来观察社会，发表言论的，所揭批者以文化界人事居多。《写在人生边上》的散文集不乏此类篇页，除《读<伊索寓言>》外，还有《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谈教训》《论文人》等，而以《读<伊索寓言>》批判面最为广泛。若以《读<伊索寓言>》等作品来看钱氏散文的创作倾向，是介于进步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既有一部分进步派文体的内在蕴涵（关注社会人生问题），又有不少自由派的外在风格（知识化、趣味化）；将进步派的尖刻和自由派的机智幽默调而合之、杂而糅之。如果脱去自由派的外衣，便直露出进步派锋芒，那将不是钱钟书本人；如果抽掉进步派的筋骨，完全透出自由派的立场，那也不是钱钟书本人。
且看《写在人生边上》的旧序，透露出作家的这种姿态与神情：“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从“业余消遣者”“ 随便和从容”“ 不慌不忙”等字眼可见作者悠游、闲散的心态和人生取向。又说：“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自己承认“说话过火”，可见文章中有不少刺人的锋芒。
明乎此，可知《读<伊索寓言>》既骂人，骂得“恶狠狠”，又回避“骂人”的恶名，骂得婉转、巧妙，以至于时隔几十年后读者感到不知所云，“寻坠绪于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