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中的三个“异”

                               孙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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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般论者，往往以为如此雄文，必然身临其境，观察入微，通篇都是写实。其实不然。当年，他在河南邓州下放，根本没有可能擅离职守，为一篇文章远赴岳阳。据岳阳楼现存资料，当时腾子京请他属文，只给一幅巴陵胜景的图画。范仲淹根据之写就这篇千古名篇。身临其境的腾子京写到岳阳楼的景观，却用笔甚拙：

    东南之国富山水，惟洞庭于江湖名最大。环占五湖，均视八百里；据湖面势，惟巴陵最胜。频岸风物，日有万态，虽渔樵云鸟，栖隐出没同一光影中，惟岳阳楼最绝。（1）

     至于他的词《临江仙》，所描绘的岳阳楼，就更简陋了:

      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八百里洞庭在他笔下，竟然只是“天连水，水连天”，“分外澄清”，剩下就是孟浩然和钱起的著名诗句的袭用。这位很热爱诗文的腾子京，并不是瞎子，而是缺乏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表达这种感受的语词。而没有到过岳阳楼的范仲淹则相反，能不能写出东西来，不仅仅仪仗眼睛看到了多少，而且更重要的是，仪仗心里有多少：

    予观无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涯际，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腾子京也说到了洞庭湖的“胜状”，据五湖之广，八百里之雄，但和范仲淹的把洞庭湖和长江和远山的关系，在“衔”字和“吞”字之间，暗含一个隐喻（口）使长江和君山都在洞庭湖的吞吐之间。腾子京的“日有万态”“渔樵云鸟”“出没光影”，用笔不可谓不细。然而，比起“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却显得笔力稍弱。水准的差异，不能仅仅用思想境界来解释。腾子京和范仲淹一样，也是抗击强敌入侵的将军，又同为遭受打击的志士。也许更不可忽略的是，艺术修养的层次。文章是客观的反映，同时又是主体精神的表现。主体精神和客观对象，本来是分离的，文学形象构成的关键，就是把客观的（山水的）特点和主体的（情志）特点结合起来，光有观察力是不够的，最关键的是以想像力构成虚拟的境界，以主体的情感、志气对于客观景观加以同化，进行重塑。这就需要化被动的反映为主动的想像，想像的自由取决于主体审美的优势。和范仲淹相比，腾子京缺乏的正是这种审美主体的优势。

      这从《岳阳楼记》的开头几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一点审美主体的优势，对于范仲淹来说不过是小儿科，不值得留恋。对于气势如此宏大的自然景观的概括，他只轻轻一笔，“前人备述之矣”，就搁在一边了。他审美主体的优势，不但凌驾于现实的山河之上，而且凌驾于气魄宏大的话语。其实，他所轻视的“前人备述之矣”，并不太俗套。至少目光远大，视野开阔，气魄雄豪。为什么在他看来，不屑一顾呢？因为，在范仲淹看来，把精神聚焦在自然，以豪迈、夸张的语言，甚至人物风物上，是此类序记体文章的惯例。长江四大名楼的记序铭文中最早的《腾王阁序》就是这样的：

        星分轸翼，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站在地理的位置的制高点上，雄视八方，历数人文，以华彩的笔墨，尽显地理形势和人文传统的优越，其基本精神，不外是一首颂歌。王勃以风流的文采，华瞻的词章，调动锦心绣口，带出苍桑感喟，少不得还要对嘱文主人恭维一番。范仲淹显然以自己审美优势，从这样的话语模式中进行了胜利的突围，气势凌励地提出：

　　　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呼？

    这一联句组，干净利索地从地理形胜，转入到人情的特殊性上来。第一，不是一般的人，而是“迁客骚人”，是政治上失意的，有才华的人士面临此境感喟（作者在这里，是不是有点自况？）；第二，不是一般的感情：“得无异乎？”有异于常的、有特点的感情，而不是模式　化的感情。

     文章的立意之高，关键就在这个“异”字上，就在这人异乎寻常的思想高度上。不屑于作模式化的颂歌，不屑于作应酬的恭维，而是在这样宏大的景观面前，展开情感和志向的评述。关键词“异”字，不是单层次的，而是多层次的。作者从容不迫地、一层一层地揭示“异”所包含的情志的内涵。

    第一层次的“异”，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在悲凉的景色面前，岳阳楼上文人的情感：

     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触目伤怀，登高望乡，壮志难酬，怀才不遇，忧谗畏讥，悲不自胜，从王灿的《登楼赋》以来，就确立了这样的母题，其思想境界，并不完全限于个人之哀乐，多少与民生国运相关。这种情感以悲凉、孤独、无望为特点：

 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门中一个臭）其无人兮，征夫行而不息。

     但，在范仲淹这里，境界却不一样：

　　　　yin雨绵绵，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莫冥冥，虎啸猿啼。

    把悲凉的情感与这么宏大的空间视野，这么壮阔的波澜相结合，是很有点特“异”气魄的，

    但是，就是这样的特异胸襟，范仲淹对之未置一赞词。

    第二点，写的是春和景明的季节，则产生了另外一种特异的，和前面的感情完全相反的感情：

　　登斯楼也，则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在同样一个现场，在明朗春光中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心情和景色合而为一，情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生气勃勃，神思飞越，要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写悲凉的成就，是很高的，杰作比比皆是，而写欢乐的感情，却廖廖无几。难得的是，范仲淹把欢乐写得气魄宏大，文采华赡；但，范仲淹却以为，这样的喜和前面所表述的悲，都不是理想的境界。范仲淹提出，还有一种“或异二者之为”的境界，这种境界，“异”在什么地方呢？范仲淹总结出来，正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特点：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以物喜，就是不以客观景观美好而欢乐，不以己悲，不以自己的境遇而悲哀。以一己之感受为基础的的悲欢是不值得夸耀的。值得夸耀的情操，应该是：“居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水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故进亦忧，退亦忧。”不管在政治上得意还是失意，都是忧虑的。这种忧虑的特点，第一，是崇高化了的。不是为君主而忧虑，就是为老百姓而忧虑，第二，是理想化了的。人不能为一己之忧而忧，为一己之乐而乐。在庙堂，在黎民百姓未能解忧，未能安乐之前，就不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不管是进是退，不管在悲景还是乐景之前，都不能欢乐。种理想化的情感，不是太严酷了吗？甚至，这样高的标准，不要说，一般文人所能

达到，就连范仲淹自己，也是做不到的。他自己就写过一系列的为景物而喜，以一己而悲的词。比较著名的如《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

　　　仕宦自飘零，君恩岂欲偏。

      才归剑门道，忽上洞庭船。

      坠絮伤春道，舂涛废夜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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