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有其特殊性，在闻一多一生中，对于早年闻一多的思想，过去的评价不是很高，而对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思想的转变却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其实这种历史的评价对于闻一多来说，不甚准确。
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认识，并不绝对是和他的年龄成正比的，即年龄越大、思想越成熟，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律。对于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人们常常发现，他们的思想并 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反而由于时代特殊性，以至于他们早年的思想比之后来似乎更能经得住时代的考验。闻一多就是这样。
闻一多在离开清华前两年曾写过三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即《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
从这三篇重要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青年闻一多比之中年闻一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青年闻一多观察问题的视角是知识分子的，青年闻一多是客观、理性多于激情的，而且，那些思考都是闻一多自己情感和思想的自然流露。从闻一多青年时代所写的文章和他发表的演讲中，能很强烈地感觉到，青年闻一多是一个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并且不偏激。
现在看来，在清华时，闻一多的思想相对成熟，而到了40年代，他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反倒模糊起来。在清华时，闻一多的文章非常有激情，但偏激的地方并不多。对于一个只有20来岁的青年来说，这些都很难得。当年的《清华周刊》，对于清华学生思想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或学术刊物，而是一个类似于民主社会的舆论机关。
闻一多在他的青年时代，非常看重舆论的作用。一度时期，他对《清华周刊》有意见，就是因为它没能完全承担起舆论的责任。闻一多说：“但根据分工论，一校内人人应各依他的本能底特长，在各种课外作业里，择负一种责任；言论就是许多责任中底一种。（这里负责是对于学校的，不是个人的；‘挖’是个人的责任。有人当他对于学校的责任，自然变成了分数的奴隶。）不是说言论家以外，就没有别人可以发表言论，他们在执行他们职务底余暇，也应该时时告些奋勇，大大方方地讲几句话。”[1]
在青年闻一多的思想里，一个学生，在课业之外，还要有其对社会的责任，这才是闻一多思想的底色。在清华也好，后来去美国也好，直到20世纪40年代到了昆明西南联大，闻一多的思想都是这样。
说青年闻一多的思想比中年闻一多更为成熟不是没有根据的。1946年，闻一多写过一篇题为《人民的世纪》的文章，他认为：“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他的情感也始终倾向人民大众一边，他的文章保持着他青年时代的激情，但比之当年清华时代的文章，总让人觉得简单了一些。
清华时代，闻一多在《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一文中对于言论与社会的关系分析得相当好。他认为：“人人底脑筋都要受到对象底戟刺而起冲动底本能，环境里有这个缺点，我们的脑海里才起这种‘不快感’；有这种感觉，影响到理性的活动，才有这种理想；有这种理想，才发为这种言论，口头的或笔著的。所以每篇言论，在环境里，必有个确定的根据；环境不需要这种言论，这篇言论就无从产出；人人不肯发表这篇言论，这个需求就永远不能补足。言论里所包含的解决问题底方法，不一定都同环境底需要，针锋相对，但社会自己有裁判力，决不致盲从，所以取舍言论，是社会底事，连续地接济社会取舍底材料，是言论家的事。”[2]这段文字可谓把一个言论的权利和社会对言论的评价关系讲得再明白不过了。
青年闻一多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在清华的时候，正是思想开始形成的年龄，说他们有早熟的自由民主思想，是因为他们在青年时代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识更接近于这些东西的实质，而到后来，他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识反而出了偏差，特别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许多出身清华的知识分子突然左转，倒让人费解起来。闻一多的变化，正是出身清华的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
闻一多的一生，其主要贡献应该说是他的诗歌和学术研究，他的散文和时论并不是很多。他的这两部分东西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即早年在清华读书和中年在西南联大教书。这两个时期，正是闻一多思想变化的主要时期。
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的那些演说明显是激情多于理性，而他在清华时期的那些文章和演讲现在看来倒是非常冷静的。他在《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中说过这样的话：“《周刊》是清华自治底一大成绩，因为他能代表我们自治底真精神——是一种醉心，顶祝自治底达于焦点的热诚，即预报自治实现底先声。我们看从前的《周刊》里，冷讥热嘲，怨气冲天，细细推测其来源，无非是不满足于环境，满腔热血，力图改革，又不见实效，于是抑郁而发为愤词疾论而已。这些文字都是从热烈的心窝里流出的，代表一种最可宝贵的，诚恳的进步底精神。清华的自治精神，清华底生气可说尽结晶于《周刊》底几张纸上。目前校中美的恶的原素方在奋长争霸，《周刊》是舆论底正鹄。正需一种危词谠论，监视着这恶芽，不让他发育。”[3]闻一多在这篇文章中还阐明了批评精神所应遵守的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是：（1）鼓励善良；（2）注重建设；（3）务避激愤；（4）力矫浮夸；（5）删除琐碎。
观察闻一多清华时期的许多言论，多数能够体现这五个原则，而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许多演说反而离他早年对于批评精神的理解更远了。闻一多说批评要鼓励善良，因为“批评不专是揭短。同学之间，过固然要规，善也要劝”。他还说：“批评是方法，建设是目的；我们因为要建设，便不得不先批评。”
在闻一多看来，批评应当是建设性的。闻一多在这五个条件当中对于第三条“务避激愤 ”是这样说的：“批评是不得已的事；我们对于受批评的人或事，应抱一种爱惜的同情，我们的态度要和平公正。偏重感情，反蔽理性；个人攻击，徒起争端。以后凡是这类的言论，我们一概拒绝。”[4]这是青年闻一多对当时《清华周刊》言论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用这个要求看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的那些演说和他在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中年闻一多似乎淡忘了他青年时代说过的那些话。闻一多清华时期的言论很有个人色彩，他说话的方式是自由的，他的精神也是独立的，而20世纪40年代的闻一多，其言论则较少有个人色彩，他的许多文章总让人感觉有一种《新华日报》的味道。他的对于工农群众、人民大众的极端推重，对于革命热情的无条件赞扬，在他青年时代的那些文章中很难看到，也就是说，青年闻一多和中年闻一多前后判若两人。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中曾说：“群众精神是不负责的，破坏的，没有理性的根据的。平心而论，有时多数同学底意见是不应盲从的。教训很多，不必细数。总之，一味地随波逐流，以博同学的欢心，不是《周刊》应取底政策。”[5]
闻一多在清华读了10年书，又在清华教了8年书，可以说，他一生的主要活动都是在清华。他在清华的时候还只是一个青年，但他的思想，现在看来已经很成熟。过去常说闻一多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所谓艺术气质，也不过是想说闻一多是一个感情易于冲动的人。但实际上，从闻一多早年的文章中，很难看出他是一个易于冲动的青年，相反，他倒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较多理性的人。他在谈《清华周刊》的那一篇文章中还说过：“《周刊》常常有一种积极的主张，但是绝对地独立的。他所认识的是真理，是公道；并不知道什么同学、学生会和学校。这样才配成为舆论机关，公正的舆论机关。”闻一多认为，学校是一个雏形的社会，必须一个公量的正鹄，然后才有是非标准，才可以谈改良与进步。他说：“我们知道欲求一种改良底成功，必须有一种实力以为之后盾。法律是一切行政底后盾；社会的裁制即舆论是一切道德底后盾。舆论不但可以鞭驱，还可以鼓舞；所以同法律比，还是更良的催促社会进步的工具。”
梁实秋始终认为闻一多后来的转变不是他自由的选择，因为从早年和闻一多的友谊中看不到他非要那样转化的根据，他总是说他所知道的只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作为诗人和学者的闻一多。
闻一多在清华的时候，同那些后来没有和他走同一条道路的人比起来，更显成熟。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清华10年，年龄较其他同学稍大，阅历也多，看问题因此就深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