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论《沁园春》的批评家曾谈到《大风歌》、《易水歌》，语气里把它们置于苏辛之上，也叫人惊讶。两诗不是怎样了不起的作品，它们所以流传，有赖人的名气，也沾了司马迁史笔的光，详述了诗产生的那整个故事，把诗托举起来、传播开来。假如我们只从敦煌石室里捡出张烂纸，上边抄有佚名的这两首诗，它们会混来那么大的名望，便不可想象。古来批评家再欣赏他们，也不会那样没分教，把这单篇断句捧到苏辛众多作品的整体成就之上——那等于说，一只蜡烛会比太阳亮。“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这且不谈。批评家借郭、柳的高音喇叭讲出毛是大家，又举了毛几首词名，便学毛扫空一切的大口气道：“试阅古今词坛，有多少词人能写出这样美好的词作？”到现在为止，批评家没有论证毛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没有论证他是伟大的诗人。大口气和大牌子在文艺批评里不能上账的——当然，如果他不写文艺批评，只泛泛称颂毛的诗才，引别人几句话也许就够了——接下来他才开始论证。他把毛跟皇帝、政治家们的诗作细加比较，又把毛的政治功业跟屈原、李、杜、苏、辛作了比较。于是：“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诗人；是作为诗人的伟大政治家，又是作为政治家的伟大诗人。”要评伟大的政治家，该叫毛与皇帝们比功业，要选伟大的诗人，得叫毛与诗人比创作。毛的功业诗才到底如何，可置不论，可是批评家的比法太便宜了，好比蝙蝠，到了鸟那里，它以有兽足而自傲，到了兽那里，它又以有鸟翼而自夸。如果批评家先确定了毛是伟大的诗人，只是要讲毛又“作为政治家”，那么，他已经不必比诗；也不必比功业，只消指出毛是政治家便可。如果批评家先确定了毛是“伟大的政治家”，只是要讲毛同时又“作为诗人”，那么，他已经不必比功业；也不必比诗，只消指出毛的诗作便可。诗人队里比出的政治家，到了政治家里还未见有位置，政治家里比出的诗人，诗人队里也未见得认账。可是批评家还是要比的，因为他一直没有论证毛既是大政治家、又是大诗人，经过那一比，诗人、政治家全都比下去了，看起来便好像毛诗才功业都到了顶了。实际按他的比法，只可以说：毛是政治家里的大诗人，或诗人里的大政治家。要评价毛的诗才，得老实地请他跟诗人较量，不能因为他又从政便加分；因为，我们评价政治家时，也从不看在他会写诗的面上便降低标准。对诗的评价来说，权力占的便宜已经太大了；对权力来说，因为它在各处占尽了便宜，揩不揩诗这点儿油水，实际无所谓。
我没有指出这位批评家的书名和姓名，因为他写作的时代，思想空气跟现在不同，他不能对此负责，我所以不谈及他的写作倾向。我不过想借凑到手边的例子来讲《沁春园》的理解，以图堵住可能反驳我的嘴巴，同时顺搭谈谈别的感想——譬如我对《李白与杜甫》、对《又呈吴郎》的感想。
在这首《沁园春》里，今人与古人给排为三个档次，这便足以把作者压倒帝王们。可是，如果要反封建，把一个阶级的思想打倒帝王们的思想，毛至少得把今人位置在帝王的对立面。我细读词后，也不由有些疑惑，毛写词时到底意在前者，还是后者？如果是后者，那么，他犯的那个错误便太离谱了。一个人讲话时词不达意，因而含混不清；或者拿文艺讲话时冲不破形象的含糊性，这都容易理解。然而，他连自己原意的基本骨架都没能保住，原意里两个事物间的关系，恰恰给扭向反面，这便很不正常；似乎诗人像那些浑沌的小孩子，穿鞋时连左右都分不清的。何况他原意里两个事物间的敌对，是最简单明了关系，并不复杂得叫人理不清。有可能他写时，心里盘踞的情绪实际只是蔑视古人的豪迈，而事后加注来掩饰。也可能他原想“反封建，”而最终给个人情绪抢过笔去——一个人的下意识里，他事业的伟大与个人的豪迈本来便胶结一处，不易拆开的，由此到彼几乎不会遇到阻碍。毛写这首词，情形是不是与写《沁园春·长沙》有点儿类似？
我三复此词，觉得把它讲为成功的个人情绪，而不是失败的反封建——便是说，毛写时压根儿无意于反什么封建——这个讲法更站得住脚。据毛集子的出版说明，毛那个自注出于别人对他的作品有误解，因而他自己出面澄清；论理这时他该讲出深意了，可是他话照样的不得要领，只讲“批判三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那个侧面到底是什么，完全不能具体落实。此外，我那个理解还有个好处，可以解释我读词时心理上的两个小梗塞。第一，前边提到反封建属于“破”，最自然的笔路，应该是设定古人“有”什么，而今人反对它；可是毛偏写古人“无”文采，而今人有。假使毛的初意实际是“立”——立自己的豪迈情怀，那么，他的写法便顺理成章。第二，尤其是，他反封建借助的是古人的文采，按常情，他会自然而然地拿文采为标准来挑选蔑视对象，可他偏以功业为标准。假使毛本心便只想在功业上跟古人较劲，这个错位也便对正了。只要脱开反封建那个思路，这两个梗塞之处都像脱臼的关节，给治骨郎中拨弄一下，咔嚓一声立即复位。否则它们老会堵在那里，使我有点儿不舒服。
毛把“今朝”的“风流人物”解释为“无产阶级”，也叫我们联想到他对《沁园春·长沙》里那个名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解释，他说指“中国的命运由哪个阶级主宰。”这两处帮腔有个相同的性质，都满怀戒心地避免牵扯上自己“个人”，而把诗意粘贴到一个“集体”上。这个不起眼的小现象透露出更深远的背景，好比物理学里的小孔成像，一个小洞眼会投射出一个广袤的天地。我们由此想到，建国以来的社会空气一直弘扬集体、贬低个人，思想空气也抬高集体主义、封杀个人主义。毛的两个自注，正是这风气的风信针，指示出风向；同时，也是受这风向支使的一个实例。可是，我们也否认不掉另外的情况：极权、独裁、专制主义与个人崇拜；而它们恰恰是极度个人主义的，并且正好典型地体现毛本人身上。毛注把个人躲在集体这面大盾牌后边，别人便再勇武，也不能、不敢攻击他了。他这个聪明的策略，实际也被整个社会套用，社会不厌其烦地宣传的腔调里，个人主义并不赤身裸体地登场，而也戴着集体主义的面具、穿着密不透风的集体主义戏装。党和毛是全体人民的救星，唯有二者才能给全体人民幸福；这样，便与集体主义口径统一了。毛只相当神像，集体主义是神像后的神灵，所以立神像，只因为有神灵凭附。可是，这神像不是木居士，而是个大活人，自己会讲话；有点儿像神媒，自称神灵附身，而所讲却无从验证便是神旨——这一点从不被提出，也从不准提及，因为它便是个人主义露馅的地方；好比孙猴子变化为神庙后树在庙后做旗杆的那条尾巴，杨二郎一眼便从中辨得出本来面目的。也因此，从前替毛造神时，决不能把他造得有凡人的气息，他一成凡人，免不了会变活。
“个人主义”这个话题意味深长，对人类的生活也意义深远。也许我们得洗掉自己脸上的涂脂抹粉，老实地承认：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人、人类生活便是“个人主义”的；假使人类真有所谓主义，那么，它只有一个主义，便是“个人主义”。
有个基本的生理事实，我们把它完全没奈何：每个人的身体是独立、分立不相涉的。肉体的那些感受，譬如痛、痒等等，他人都没法分享，更别说替代。我们对这些感受，都天生地享有独家注册权，不必担心别人来盗版假冒。即便想理解别人的感受，我们都得像古人所谓“反诸己”，借助自己的肉体经验来推断想象。譬如一个天生没有痛感的人，他看见我们挨了打后又咬牙又皱眉，又呻吟又叫喊，只会莫名其妙。我们所以能对别人同情，也不过像古代儒家那样，能推己及人而已。共产风刮得最猛的时候，大家脑子再昏乱，也还知道身体没法共产；污蔑共产主义最毒的手法，也只讲到它“共产共妻”，决不讲它“共躯共肉”，因为那是事理所不许的。肉体既分开独立，灵魂也随着分家独过了。灵魂也像孙猴子，变化无方，大家所看到的它的相貌，各人都不相同，迄今也还没人把它描述得稍稍令人满意。譬如是否有离体的灵魂？不过，即便有，已经离体的灵魂与尚未离体的灵魂一定大不一样，我们可以不予考虑。“未知生焉知死”，我们守着本份，只关心带着肉体的生命。生命体内的灵魂，与肉体应该不处于分裂状态，便连肉体的那些最基本的感觉，都已经归灵魂统辖。没有灵魂的肉体只像我们骂小孩子时所讲的“一砣呆肉、一砣死肉”，它可能有些基本的反应功能，像膝跳反射之类。但是，它不会感到愉悦或者痛楚，也不可能完成维持肉体持续的基本任务——譬如植物人的状况。肉体的感受以至欲望等等，都是灵魂的一部分，甚至是灵魂所以存在的根据、赖以存在的根本。我常猜想，灵魂只是肉体为了处理自己的欲望、生存所进化出来的对外界更有效的机构；它们俩统一为整体，不过，我们在这个统一体之下、受它支配而行动和思考，因而无从考究它。习惯上所感到或者谈论的灵、肉斗争，其实发生在灵魂内部；它完全不像某个阴魂在体内跟肉体的某个细胞打架，相反，那种不和谐由只心灵感受着。灵魂这个机构沟通内外，它得把肉体的欲望通过外界来满足，肉体的诉求是灵魂的固有部分；外界未见得可以满足肉体的无厌之求，至少得按外界的法则来满足，假使外界里包含人类社会，那就还会有法律道德等等叫肉体诉求极不耐烦的框套，这些外界也成为灵魂固有的部分；通常所谓灵肉之争，不过灵魂这两部之争罢了，处理这个分争，正是灵魂的本职——不过它常失职，譬如我们感到灵肉失和的时候，便正是灵魂失职的时候。肉体既分立，灵魂便想合也合不拢来了。至于没有肉体的灵魂有无感受、如何感受，我们没有经验、没法想象，而且也跟我们的生活没甚关系，无妨留给玄想家们去消遣时光。世界灵魂一类的讲法，愈只好置之不理。叔本华讲每个人或物的“意志”都是同一个“意志”；可是，在现象界里，各个生命体的感受、意志毕竟分开；正像我们无法爬到自己头顶上做窝一样，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