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当研究生期间，除第二年用一部分时间写作毕业论文外，两年中其余的时间都是听金先生讲述他的哲学专著《论道》和《知识论》。这两部书中虽不无可进一步研究之处，但我觉得在学术上它们是具有居于第一流地位的自成一家之言的体系。解放后，金先生严格要
金先生无论在谈话或讲课时都善于启发，用提问的方式把问题步步引向深入。无论是讲专业课“知识论”，还是开休谟的《人性论》、布拉德雷的《现象与实在》、刘易斯的《心灵与世界秩序》等课，金先生都是有计划地先读几段，然后提出问题，用指名或示意的方式让学生谈自己的看法，再展开充分的讨论。当时班上的同学不多，但总是显得空气十分活跃。金先生善于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让学生循着矛盾对立的自然开展而达到解决。如果说古希腊有所谓苏格拉底对话式的辩证法的话，那么金先生每上一次课就是苏格拉底式对话的一次生动的辩证法实习课。他这样做，完全符合人们思维发展的具体实际，使课堂教学收到很好的效果。
今天，金老桃李满天下，后辈们仰之如泰山北斗。我国哲学和逻辑学界以有金老这位当代的大智者，感到骄傲和自豪！他在各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选自《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