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掘文章的认识价值
虽然这不是学习本文的主要目标，但探究一下还是有意义的。可以让学生说一说，通过本文看到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师、学生怎样的特点，联大怎样的校风、学风；还可以引导学生向课外延伸，说一说“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有哪些有名的教师和毕业生等。
有关资料
一、关于金岳霖（周礼全）
金岳霖（1895—1984），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湖南长沙人。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二、四、五、六届委员，还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金岳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发表了几十篇哲学和逻辑论文，出版了《逻辑》《论道》《知识论》3部专著。1949年后开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写过一些哲学和逻辑论文，但主要精力用在学术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方面。他的三部论著反映了他的逻辑思想和前期哲学思想。在哲学本体论方面，他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在认识论方面，金岳霖肯定有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本然世界。在其中，一方面有个别事物的变动生灭，另一方面有普遍共相的关联。认识主体通过他的认识活动就可获得许多关于本然世界的意念、概念、意思和命题。认识主体同时又应用他已获得的意念、概念、意思与命题去规范和指导他对本然世界的认识。金岳霖认为，认识有一发展过程，但本然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金岳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他推动了中国对现代逻辑的研究，并培养了许多逻辑学者。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
二、我的世界（汪曾祺）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到处是河。可是我既不会游泳，也不会使船，走在乡下的架得很高的狭窄的木桥上，心里都很害怕。于此可见，我是个没出息的人。高邮湖就在城西，抬脚就到，可是我竟然没有在湖上泛过一次舟，我不大爱动。华南人把到外面创一番事业，叫做“闯世界”，我不是个闯世界的人。我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着命运摆布。
从出生到初中毕业，我是在本城度过的。这一段生活已经写在《逝水》里。除了家、学校，我最熟悉的是由科甲巷至新巷口的一条叫做“东大街”的街。我熟习沿街的店铺、作坊、摊子。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描绘出这些店铺、作坊、摊子的样子。我每天要去玩一会儿的地方是我祖父所开的“保全堂”药店。我认识不少药，会搓蜜丸，摊膏药。我熟习中药的气味，熟习由前面店堂到后面堆放草药的栈房之间的腰门上的一副蓝漆字对联：“春暖带云锄芍药，秋高和露种芙蓉”。我熟习大小店铺的老板、店伙、工匠。我熟习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谈话语，他们身上的美德和俗气。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
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潮退，河水又归平静。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难忘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离别。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值。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
高三时江阴失陷了，我在淮安、盐城辗转“借读”。来去匆匆，未留只字。
我在昆明住过七年，1939至1946。前四年在西南联大。初到昆明时，身上还有一点带去的钱，可以吃馆子，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后来就穷得丁当响了，真是“囚首垢面，而读诗书”。后三年在中学教书，在黄土坡观音寺、白马庙都住过。
1946年夏至1947年冬，在上海，教中学。上海无风景，法国公园、兆丰公园都只有一点点大。
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我住的地方很特别，在右掖门下，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所在。
1949年3月，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5月，至汉口，在硚口二女中任副教导主任。
1950年夏，回北京。在东单三条、河泊厂都住过一阵。
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我和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对农村、农民有了比较切近的认识。
1961年底回北京后住甘家口。不远就是玉渊潭，我几乎每天要围着玉渊潭散步，和菜农、遛鸟的人闲聊，得到不少知识。
我在一个京剧院当了十几年编剧。认识了一些名角，也认识了一些值得同情但也很可笑的小人物，增加了我对“人生”的一分理解。
我到过不少地方，到过西藏、新疆、内蒙、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福建，登过泰山，在武夷山和永嘉的楠溪江上坐过竹筏……但我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我的思想，毕竟只是过眼烟云。
我在这个世界走来走去，已经走了七十三年。我还能走得多远，多久？
1993年9月8日
（选自《逝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三、言传身教，春风化雨（张遂五）
从30年代起，我就是金先生的学生，亲侍讲席。金老对我言传身教，春风化雨。在各方面给我的教益，都使我终身难忘！
在旧中国时代，金先生就是既教书又育人的。他不仅传授知识，首先是在品德和人格方面给学生以感染。在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金先生一向关心政治，但不同流俗，对反动势力傲然不夺其志，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正像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金先生的骨头也是最硬的。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从东北到华北强占了我大片国土。日寇强占北平后，先生随学校南迁，从湖南衡阳岳麓山下的临大，又转辗到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不辞辛劳奔波万里，坚守培育下一代的神圣职责。我也从北平流亡出来。感谢冯友兰先生来信告知，清华研究生院已在昆明恢复，这对我是一个吸引力量。1939年，我从四川赴昆明复学，继续在金先生的教诲下学习。先生在政治上丝毫不苟，对黑暗现实不屈服、不妥协的高风亮节，我作为学生看在眼里，是由衷敬佩的。这也增强了我在生活中抵制恶势力侵袭的勇气。
金先生对科学和真理不知疲倦地追求，他的这种精神给青年时代的我指出了一条人生的道路。我对哲学发生兴趣，并且以之为终身事业，要感谢金先生的启蒙。初进清华，我学理科，也对哲学有些兴趣。后来读到金先生在《哲学评论》上的文章，如《论自相矛盾》《外在关系》等，使我觉得自然科学固然包含着真理，但似乎还有更高的真理值得我们去追求。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要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进一步去探讨那种带有更大普遍性的问题，才能理解到关于这些知识的所以然。这样想法当时虽很幼稚，很朦胧，但金先生的这些文章确实开拓了我的眼界，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幅新的世界图景。于是，我转到哲学系。到哲学系后，金先生给我们讲课，有时约物理系的周培源教授讲课。周先生结合主题给我们讲一些物理学上的新成果，并从哲学上给以评论，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当时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提一提：一是现代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教授给我们讲量子力学的哲学意义。冯友兰先生主持会，周先生、金先生都发了言，同维纳教授展开了讨论。使人感到，要讲哲学，离开科学寸步难行。二是法国的世界知名物理学家、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出身的郎之万来清华讲学，吴有训教授临时担任翻译和解说。郎一上讲台，就在黑板上写下普朗克常数。从这里说起，如数家珍地大讲微观物理学方面的新成就，把人带进一个神奇的世界，令人惊奇，令人神往。金先生讲的“哲学问题”一课，经常选印一些外国杂志上新发表的有关哲学的文章作教材。记得当时美国物理学家布里治曼写了一本《近代物理学的逻辑》，主张所谓“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前不久还有人评述他的学说，可见他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有一定影响）。为了弄清其哲学意义，金先生就选印了有关文章，在课堂上，师生们各抒己见加以讨论。我们平时阅读的大都是罗素、怀特海、伯罗德等人的著作。后来到了昆明，金先生还把他在外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周先生把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教授时和爱因斯坦讨论过的文稿，给我阅读。总之，在当时清华哲学系养成了我一种倾向，就是要通过自然科学的途径达到哲学。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是有关现代科学的时空学说的。在论文的答辩会上，周先生问的问题最多。他提出的富于启发性的问题，大大加深了我对问题的理解。现在我教的是欧洲哲学史，我觉得自然科学史对哲学史的关系和影响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