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上课讲到林徽因的小说《九十九度中》，把这篇作品放到30年代“新文学黄金时代”的背景中去看，注意到其中所包含的深切平民意识，不仅与同时代“左翼”文学大张旗鼓的底层关怀存在着内在的一致，而且比较起来，甚至有着比左翼作家的优秀作品更切实可靠、更具文学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地方，引起我对作为新文学作家的林徽因的兴趣，遂去找了她的作品集和相关资料来看。这个小小的探索花了我几天的工夫，其间还突然感冒一场，病到高烧剧咳的地步。病好了睁开眼一看，才知道我这个不迟不早的兴趣，赶上的竟是林徽因百年诞辰的吉日良时。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意查了如今已经荣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标准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其中第十四章第二节《京派小说和其他独立作家的小说》的李健吾附林徽因段落中找到了对林氏文学贡献的约200字的评述。评述出自一流专家之手，而且是要在对几十年间几百位作家的劳动成果较短量长的基础上笔之于史，自然是字字千钧。就小说论小说，林氏的存世之作统共只有三篇，这200余字中就谈到了《九十九度中》和《模影零篇》两篇，并且把后者所包含的四个“零”题《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全部列举出来，称许它们“寄托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所给予的“文学史待遇”应该说不可谓不高了。只是，相对于自己的阅读体验，这个对林氏文学成就的标准版的评价，仍然令我感到了不满足。
斯人已逝五十年，满城犹传四月天。关于林徽因，人们已经说了那么多，而且还在乐此不疲地说着，可是除了那些疑似之间的香艳故事，对于这个曾经活过而且持续顽强存活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的人，我们究竟又知道一点什么呢？感谢有关专家和曾经亲炙林氏懿范的故旧们的持续努力，使我们知道，除了曾经作为“美女兼才女”、“风华绝代”之外，林氏还曾经是中国现代建筑学（营造学）的开创者之一，其在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和建筑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已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所铭刻。也即是说，这个风华绝代的美女兼才女，还曾经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和风格独特的现代知识分子，今天我们纪念她，不是因为她曾经的美貌和“风华”在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尚具备可供榨取的剩余消费价值，而是因为她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了恰当的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并留下了值得缅怀的事迹。
作为学者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林徽因，她的“美”来自她的内在，而不是她曾经拥有的外貌。对于“美女经济”大倡其道的当代环境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扫兴的结论。然而除非你相信“经济”和用来衡量经济活动成就的金钱比时间和历史更坚硬，否则老生常谈就总有它颠扑不破的至理。我钟灵毓秀的中华大地，“美女”倘非多如过江之鲫，至少也称得上是所在多有，又有几位曾经使得她的“美”在时间中取信、在历史中长存？由此说起来，人们热衷于“美女传说”，所热衷的其实也并不真的是脆弱易摧的“好颜色”，而是那可以不为时间所败坏的“美质”。1983年，两位研究者为林徽因诗文首次编纂结集事走访金岳霖，其时老先生已88岁高龄，“身体衰弱，行动不便，记性也不佳，一次交谈只能十来分钟，谈长点就睡着了”，可是当来访者“取出一张泛黄的32开大的林徽因照片，问他拍照的时间背景”时，“他接过手，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对我们说：‘给我吧！’”（陈宇：《暮年金岳霖重谈林徽因》，《传记文学》一九九九年二月号）那时候，林徽因去世已届三十年。金老先生不是感情冲动的诗人，而是研究最需要脑力的逻辑学的泰斗，年轻时候在处理与林的感情问题时也十分理智，后来终生不娶，与林氏家庭毫无芥蒂地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这样的一份感情，如果没有充分的智性沟通基础，显然是不可想像的。
暮年金岳霖谈到林徽因，在他日渐微茫的意识中，顽强地存活着的是这样一种不灭的印象：“林徽因这个人了不起啊，她写了篇叫《窗子以外》还是《窗子以内》的文章，还有《在九十九度中》，那完全是反映劳动人民境况的，她的感觉比我们快多了。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在建筑设计上也很有才干，参加过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不要抹杀了她其他方面的创作啊……”随着他的声音“渐小，渐慢，断断续续”地低下去，别的没有说出来的话，说不说其实都已经不要紧。这几句具体细节上已经有点模糊的话语，已经极好地勾画了“作家林徽因+学者林徽因+美女林徽因”的整体人生形象。这是一个各部分相互贯通、互为表里，不能被分割和抹杀的有机整体。创作上的敏感、学术上的坚持和外在形象上的风采交互作用，共同成就着个性上的独特和不可替代。林徽因的人生传奇，又岂是单单一个偶然而不可靠的外表上的美貌可以做成的！今天我们去看她的留影和传记，可以知道，她的“身体”娇小孱弱，似乎不足以负载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不足以使得她成为30年代中国精英文化层面的一个小小中心（“京派”文学沙龙的女主人），如果我们从阅读中得到这种感觉，那是对的，要追踪文学史上的林徽因的魅力根源，必须正视她的内在，对她的智慧和才华投以充分的注视和尊重。
作为作家的林徽因留下的创作总量并不多，三篇小说，数篇“纯文学”散文，几十首诗，一部未完成的剧本，尽于此矣。即便再加上书信和建筑类文字，也不过区区两卷（《林徽因文集•文学卷》、《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放在动辄数十卷的现当代作家作品集中，确乎不起眼。然而文学毕竟是心灵的事业而不是数字的事业，林氏篇幅微薄的作品中，值得进入历史书写的关注视野的比例，却远远高于诸多单靠数字取胜的文字垃圾制造者。诚如衰老的金岳霖先生日渐微茫的意识中顽强存留的印象所示，林徽因文学作品中的《九十九度中》和《窗子以外》，堪称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磨灭的经典之作。尤其前者，甫发表即得到了在“审美的文学批评”上格外挑剔的李健吾（刘西渭）先生的激赏，专门写了《〈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加以评价。李先生在文中称赞了这篇作品的“想像”、“材料和技巧”、“现代性”和整体上的“复杂的有机”，不吝赞誉地称之为“杰作”、“达到了一个甚高的造诣”。事实上，前举《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九十九度中》的评价，主要就是根据了李健吾的评论。而在李先生的评论中更为重要的义涵，却还在与金岳霖先生的印象高度一致的地方：金先生直白地称之为“反映劳动人民境况”的内容，李先生在1935年的政治环境中这样婉曲细腻地写道：“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笔锋，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做ai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全那样亲切，却又那样平静——我简直要说透明：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者宣传，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李健吾批评文集》，63页，珠海出版社1998）简言之，李、金二位从《九十九度中》看出并且共同激赏的，是作者的“同情”所在和这一“同情”的方向。围绕一座庆寿的大宅子，用了高度“现代性”的技巧，长镜头蒙太奇一样迫近在其中活动着的各种人，并随着他们各自的脚步延伸到在炎热中蠕动喘息的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从而对当时当地的“人类”活动作出毫不容情的逼视，照出上层阶级的无聊和无耻、下层生活的无望和无奈，老人的苟活，青年的不幸，孩子的偷生……“大家闺秀”出身的“阔太太”林徽因，她的笔触所至，竟是一派“不革命如其奈何”的浓重思虑。
在“红色的三十年代”洋服长衫往来杂沓的“京派”雅致非凡的“太太客厅”里，女主人林徽因望向她的“窗子以外”，“心此刻同沙漠一样平，／思想像孤独的一个阿拉伯人”（《冥思》），所看到和所想到的都是一些什么呢？“从没有人说过八月甚么话，／夏天过去了，也不到秋天。／但我望着田垄，土墙上的瓜，／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底牵连。”（《八月的忧愁》）“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其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因为那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你是仍然坐在窗子以内的，不是火车的窗子，汽车的窗子，就是客栈逆旅的窗子，再不然就是你自己无形中习惯的窗子，把你搁在里面。”“隔着一个窗子你还想明白多少事？”（《窗子以外》）“但我不信热血不仍在沸腾；／思想不仍铺在街上多少层；／甘心让来往车马狠命的轧压，／待从地面开花，另来一种完整。”（《“九一八”闲走》）……我想，这些随手从林徽因诗文中摘引的句子和段落，已经足以勾勒她作为作家的文学形象了。如果还嫌不够，我们还可以从她的几篇专门谈及写作活动的散文中直接追踪她的“文学观”，比如《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和《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总之一句话，至少从她的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但看不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美女兼才女林徽因”对自己的外貌、身世、恋爱、婚姻等一应令人口水吧拉的主题的自恋和赏玩，反而只看到了“为人生的文学”进展到“红色的三十年代”之后在她这里呈现出的别样的丰富和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