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末，我从昆明复员到北平。抗日战争时期临时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恢复为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我进入了北大西方语文系。朱光潜先生是新任的西语系主任，我选读了他讲授的英国诗歌。
朱先生的课程颇有号召力，除了选课的同学外，还有不少人旁听。他讲授时除对本文进行阐释，对诗人及其时代背景加以评述外，还不时对英国诗学和中国诗学作一些扼要的参照对比，这一点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当年我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正尝试写点诗，学习外国文学是想从异邦的缓斯那里寻求启示。因此朱先生的东西方诗学的比较，引起我的浓厚兴趣。虽然我当浪漫诗人的梦想和其它许多青少年时代的浪漫理想一样，大都在人生实践中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可那“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春梦想，仍在记忆中留下一片依稀的温馨。
历经半个世纪的动荡和坎坷，大学时代的书籍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幸而朱先生当年用作英诗教材的牛津大学版的《The Golden Tneasury》（《金宝库》）尚存于我的书橱中，重新翻看这本书，书上还记有当年听课时极为简略的要点，多少残存一点朱教授的印迹。试举朱先生讲授J.Keats《ode To A Nightingale》（济兹《夜莺颂》）之一例：
……tend in the night，
And haply the Queen－Moon is on her throne，
Cluster'd asound by all her starry Fays；
But here there is no light，
Sane what from heaven is with breezes blown
Through verdurous glooms and winding
mossy Ways·
夜这般温柔，月后正登上宝座，
周围是侍卫她的一群星星；
但这儿却不正明亮，
除了有一线天光，被微风带过
葱绿的幽暗，和苦薄的曲径。
在这里我记下来先生讲课的要点是：其诗情一如“云破月来花弄影”。
The voice Thearthls Passing night was heard
In ancient days by emperor and clown：
Perhaps the selfrsame songthat founda path
Through the sad heart of Ruth，when，sick for home，
She stood In tears amid the alien corn ；
The same that oft－times hath
Charm'd magic casements，opening on the foam
Of perilous seas，in faery lands forlon．
今夜，我偶然听到的歌曲
曾使古代的帝王和村天喜悦
或许这同样的歌也曾激荡
露丝忧郁的心，使她不禁落泪，
站在异邦的谷田里想着家；
就是这声音常常
在失掉了的仙域里引动窗扉：
一个美女望着大海险恶的浪花。
为了让学生领悟这一段诗歌的意境，朱先生又引用了一首中国诗词：“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默默水悠悠，肠断白萍洲。”
朱光潜先生的实际讲课，当然比我的笔记丰富得多，充实得多。就仅从这过于简略的笔记，也不难窥见到朱先生教学的循循善诱，通过中国诗词引导学生体悟英国诗歌之精髓，使两种异质文化在深层次上得以沟通。如果不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很难对西方诗歌和中国诗歌作这样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我当年师从的教授中，大概只有朱先生不时作这样的美学参照。
当年我对朱光潜先生的译著读得不多，大概只读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及一本通俗的美学著作，即《给青年的十三封信》，尚无力涉猎池的一些学术性论著。但对他在学术上的造诣是尊重的，对能聆听他的讲课也觉得很幸运。不过对朱光潜教授本人，我却并不敬佩；相反地倒有某种反感和敌对的情绪。这种抵晤根本与朱先生的学术人品无关，纯粹出于政治动机。
①据“旧约”，露丝是大卫王的祖先，原籍莫艾伯，以后在伯利恒为富人波兹种田，并且嫁给了他。
②中世纪的传说故事往往描写一个奇异的古堡，孤立在大海中；勇敢的骑士如果能冒险来到这里，定会得到财宝和古堡中的公主为妻。这里讲到，夜写的歌会引动美人打开窗户，遥望并期待她的骑士来援助她脱离险境。
从西南联大复员北平的同学，都经受过“一二·－”学生运动的洗礼。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以西南联大为核心的学生发起一次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有四个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杀害。因此多数学生在政治上倾向于反蒋介石政府。复员之后，在北平又形成了新的学运中心，从1946年底的“抗议美军暴行”，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1948年的“反剿民要活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延续到北平解放。我当年也算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对革命的热情至少不低于对学术的兴趣。“政治挂帅”，“政治第一，业务第二”，这些口号虽然是50年代才风行起来，可在40年代我们这些学生在颇大程度上已经身体力行了。在臧否人物时，首先着眼于政治思想倾向。朱光潜先生当年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据此一条，就足以把他置于政治对立面的位置上。
青年人热情单纯，涉世不深，看问题容易简单化，往往流于偏激。朱先生一直在大学教书，从事学术研究，从未从政。他也不是如胡适（当时任北大校长）那样对政治比较热衷的文化人，不时在政坛风云变幻中露蜂蝶。他基本上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虽然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当年国民党曾花不少气力动员教授参与亲政府的政治活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一些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极力拉拢，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树立第三种势力。朱先生很少参与这些活动，至少并不热衷于这些活动。我听朱先生讲课时，他是从来不谈政治的。当时北大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经常请一些教授发表讲演，却从未见朱先生参加。（当然这些社团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倾向进步的，也有一些学术色彩较浓乃至右倾的。）说朱先生很少参加政治性活动，并非说完全没有。例如针对当年风起云涌的进步学生运动，他写过一篇《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将学生运动视为暴民政治，立场十分鲜明。但从总体而言，朱光潜先生之所以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不一定证明他是个国民党的死硬派，曾为国民党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更合理的解释是，国民党选他进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为了要借助一些名人学者来装演门面。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在国内外已声名狼籍，特别需要有社会威望的人作政治花瓶。朱光游先生正扮演了这个角色。作出这一推断的最有力的依据是， 1948年底北平被人民解放军围困时，蒋介石曾派专机来北平拟接一批知名学者南下，胡适就是这时从北平飞到南京去的。以朱先生之学术成就和政治身份，他完全可以作飞赴南京的选择的；但他选择了留在北大，等待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