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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伊索寓言》——钱锺书没有道义和责任感吗,
蒋寅认为，钱锺书不是大师，因为，大师应当对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必须“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而钱锺书却与此无缘。 说钱锺书对人类文化没有贡献，显然不能使人信服。我看蒋寅对人类文化就有贡献，只是大小而已。那么，钱锺书是否“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呢？
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一本小书中，我说过：笺注古籍只是钱著的形式与外衣，最终目的是人类本性与观念的探究抉发。后来，我又在《钱锺书生平与学术》中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这里不便重复。总之，我坚信，《管锥编》就是一部“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的著作。
但是，蒋寅的立脚点实际并不在这里。他的真实思想是说：“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我们还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换言之，钱锺书不是没有道义感和责任感，而是太少。
这就不好办了，因为“没看到”当然不等于“没有”，而“地位”和“道义”、“责任”怎样才能“相称”更是无法量化。照蒋寅的逻辑推演，一位算不得大师的优秀学者，似乎也不应要求他去担当救世的责任。这就可以看出，在“道义”等等上面，蒋寅对钱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在“学问”等等上面，却又作了较低的评价。然而，高低之间，基准何在？
而且，所谓“地位”，如果是指政治地位，我真要替钱先生叫声惭愧了，因为我实在看不出他有多高的政治地位。如果是指学术地位，则又不能不与蒋寅的一系列看法相冲突。钱锺书不是大师，没有开创学术范式，没有思想，连分析论证都没有，等等，等等，换言之，连个优秀的博士生都不如，何谈学术地位？
所以，蒋寅的话实在太含混，而这又恰恰是反钱学家的特点之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评价一位主要在书斋中生活的学者？是以他的学术贡献为评价基准，还是以学术以外的其他什么为标准？我以为，责任道义云云，不是非得表现在大嚷大叫、示威游行、签名上书诸方面，也不是非得成为“国务活动家”、“无党派知名人士”不可。真正的知识分子，关心政治而不做政客，担当道义而不忘学问，敢于负责而不哗众取宠。更多的，是通过著述，来表达对人类、对现实、对自然的沉思。他不是一时一事一地一国的执事，而是影响全人类千万世的智者。所以，康德一辈子没离开家乡，著作却走遍了全世界。谈到道义、责任，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李洪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