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秦穆公拘留晋君西归之际，晋国大夫三拜稽首，口称“群臣敢在下风”，意谓迎风而立，拜伏在下，请求秦穆公宽大为怀。《在宥》篇有黄帝往见广成子的寓言，“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稽首是以头叩地，是非常尊重对方的礼节。至于膝行，更是谦卑到了极点。膝行是下跪前行，只有在极特殊的场合才可以见到。《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在叙述吴公子光刺吴王僚的场面时，有“执羞者坐行而入”之语，令传送食物的人下跪前行。《老子》第62章写道：“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这里的坐进，也就是坐行、膝行，都是表示极度恭敬对方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黄帝是传说中的圣王，他在谒见体道之人广成子时是膝行而又再稽首，广成子的尊崇、道的独尊地位不言自明。广成子、伯成子高都是体道者的形象，通过渲染黄帝、禹拜见他们时所执的弟子之礼，暗示出大道的崇高与深奥，师友型的君臣关系变成求道、学道的一种体制。《庄子》书中师友型君臣关系的寓言，采取了二律背反的表现方式：那些君主虽然有权有势，却必须对体道者执弟子之礼；而那些作为师长出现的体道者，罕有身居高位者。《养生主》篇中为文惠君解牛的疱丁，是一位屠夫，他所讲解的养生之道却令文惠君赞叹不已。《徐无鬼》篇写黄帝将前往具茨之山拜谒得道者大隗，结果大隗竟是黄帝等人中途遇见的牧童，是他指示黄帝治天下必须去掉害群之马。最后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其余如轮扁、徐无鬼等形象，也都是居低下之位而负载崇高之道。《庄子》作者有时还故意采用荒诞的笔法，把一些作为国君师长的体道者描写成面目丑陋、形体残缺的畸人，用反常的形象衬托道的异乎寻常。
《德充符》篇的哀骀它其丑无比，鲁哀公和他相处，感到他强大的人格魅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卫灵公奉为师长的人跛脚、伛背、豁嘴，齐桓公的师长脖子上生有大瘤，这两位君主都认为他们师长的形貌非常令人喜欢，相反，看到形体正常的人却觉得很不舒服。《庄子》师友型君臣关系的寓言，塑造出了一批有异于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师长形象，他们不是道貌岸然、庄重高雅，而是以其荒幻和反常而惊世骇俗，是艺术上的一大创造。《庄子》书中师友型君臣关系的寓言，寄托的是排除利欲的人际交往方式。那些体悟道性的人虽然以君主的师长身份出现，但是，他们不怀任何个人企图，对君主无所求，也不以利欲去引诱君主。虽然君主对他们很信任，他们却态度冷漠，不表现出任何喜怒哀乐之情，甚至不辞而别，飘然而去。《德充符》中的哀骀它、《田子方》中的臧丈人，都是在治理一段国家并卓有成效之后泛然而辞，终身无闻。他们是一些奇人，也是超越是非利害之乡的得道者。因此，在这些师长身上见不到寻常师友关系当中表现出的那种脉脉深情，相反，情感因素已经被淡化到极点，他们完全是以方外友的相处方式对待自己的弟子。《庄子》寓言中，君臣之间的师友关系通常是臣为师长，君为弟子，但也有按相反次序编排者。
《知北游》篇写知问道于黄帝。黄帝的回答，如“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等，均为道家思想，黄帝是道的代言人。这段寓言表现出君为臣师，君是明道知道者。《天运》篇写北门成问乐于黄帝，黄帝发表了大段论乐言谈。最后说：“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以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论乐言论归结于道。由黄帝与其臣属的对答可见，无论君臣，得道知道者即为师长，君臣俱师于道。总之，《庄子》寓言中的君臣关系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为师友型模式，而且大多数归结为以道为师。凡明道体道悟道者，不论他在政治系统中是君或是臣，在道家思想系统中均为师长，政统中的君臣，在道统中为师友。道家崇尚的道高于尘世的君臣，超越了政统的君臣尊卑等级界限，具有本原性不可言说性的道主宰一切。在道统中，实无君臣之别，只有师友关系。
《庄子》寓言出现的师友型君臣关系的模式，是战国时代尊师风尚的反映。《庄子》寓言有许多历史传说，也有许多战国故事，如果把《庄子》表现师友型君臣关系的寓言和那个时代实际发生的事件相对照，就会看出二者之间明显的差异。《战国策·魏策一》有魏文侯和田子方饮酒称乐的记载：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审于声，臣恐君之聋于官也。”文侯曰：“善，敬闻命。”在这则故事中，田子方奉劝魏文侯不要沉湎于歌舞娱乐，而要勤于政事。反之，君主如果专注于辨析钟声的协调与否，那么，他对百官任职的具体情况就会一无所知。魏文侯赞同田子方的看法，虚心接受他的批评，二人是师友型关系，但又不失君臣之礼。《庄子·田子方》篇也有魏文侯和田子方交谈的场面。田子方在魏文侯面前极力称赞自己的老师东郭顺子：“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东郭顺子是道家真人，虽有修饰却保自然天真，清高却能容纳外物，显得高深莫测。听过田子方的介绍后，魏文侯恍然大悟，顿开茅塞：子方出，文侯傥然终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语之曰：“远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圣知之言、仁义之行为至矣，吾闻子方之师，吾形解而不欲动，口钳而不欲言。吾所学者直土梗耳，夫魏真为我累耳！”在现实生活中，魏文侯听到田子方的教诲后舍弃声色之乐，勤于政事，一心要把国家治理好。《庄子》寓言中的魏文侯经田子方一番开导，却变得心灰意冷，把魏国视为自己的累赘，再无治国之心，变成了道家的信徒。
由此可见，《庄子》寓言师友型君臣关系模式虽然来自现实生活，但它的具体内涵却是道家所赋予的，对现实的传说进行了改造。《庄子》一书贯穿着对绝对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高度崇尚精神，倡导泛若不系之舟、游离于现实世界的生存方式，追求在纯粹的精神领域和大宇宙中实现个体绝对自由、无所凭恃、遗世独立，构想通过“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个体精神修炼，最后进入同于大通的至境，在忘我无我中与大道冥合为一。如此，《庄子》作者对于现实世界的一切无所求取，因而对于君主在政治上的威势，他能够以自己崇尚的道与之相抗衡，并且以大道反衬政治权势的有限和渺小，在表现君臣关系时选择了师友型模式。《庄子》作者以王者之师友自居，这是战国士人独立自尊心理的反映，但《庄子》寓言中为君师的臣子与现实中为君师的臣子、士人又不尽相同。现实中的为君师友者尚未走出政治的疆界，他们是君主的智囊，为君主如何一统天下或治理一国出谋献策，借君主之力以推行自己的主张。
《庄子》中为君师友者则不然，他们多是道的传授者，他们不是为君主治天下献智，而是引导君主忘怀天下。《田子方》中魏文侯听罢田子方一席话，感叹“魏真为我累耳”；《山木》中市南宜僚劝鲁侯与道相辅而行；《让王》中子华子以生命重于天下的道理劝昭僖侯，等等。现实中的士人自尊自高心理仍有依附成份在内，需要得到君主的承认，而《庄子》中的君师则彻底冲破依附心理，实现了人格的绝对独立。
从《庄子》寓言师友型君臣关系表现模式中，既可看出现实的影响，更应看到庄子学派对现实的改造和升华，而这也正是《庄子》一书的独特之处和可贵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