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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伊索寓言》——清华园中的钱钟书,
艺高人胆大，学富志不群。钱钟书自小就喜欢臧否人物，现在到了清华园，看清了许多学术名流的真面目，就更狂了。在随便的谈话中，他敢于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学问。更能表现他“狂”的性格的，是他几乎不选修什么必修之外的课程。据说，他只选修过杨树 达、蒋廷黻和赵万里三位教师的课。对老师学识的不足，敢于随意挑剔，推及一般普通人，就更瞧不起了。据笔者走访吴组缃教授：有一次，年轻气盛、仅有25岁的青年教师赵万里(斐云，1905—1980)，为钱钟书等一班人讲版本目录学，讲到某本书，自负地说：“不是吹牛，这书的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便有两位同学议论开了：“这个版本我也见过，同他讲的就不一样。”这两位同学，一位是钱钟书，一位是吴晗。钱钟书并且说：“这个版本我见过好多次呢！”吴组缃在旁边听了，便“挑拨”说：“那你们上去讲呀！他那么狂，难道清华无人了？”赵万里后来听说了这件事，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原计划讲十个专题的，却留出七八个专题让两个学生去讲，同学们都挺佩服赵先生富有雅量。对吴组缃的回忆，钱钟书照例没予完全认同，并私下里写信予以批驳。钱氏孤高自赏，晚年尤不欲别人跟着他沾光，然有时不免英雄欺人，恃其一言九鼎，肆意攻伐，艺术家之本性欤？
按照清华与北大的协议，北大教授到清华兼职，只能做专任讲师，反之亦然。当时的北大教授温源宁(1899—1984)，就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任讲师，对钱钟书格外欣赏，不仅逢人就说钱钟书怎么怎么好，而且在钱钟书刚刚读大学三年级时，就主动介绍他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去教中国语文，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去。钱钟书的旧诗中，有一首《与源宁师夜饮归来，不寐，听雨申旦》，足见二人交情之深。钱钟书也喜爱温氏的文章，认为其格调、修词均饶风趣，曾经多次提及。后来，由于温源宁常在林语堂面前夸奖钱钟书，林氏读过钱钟书的英语文章，虚实对质，知道不虚，也开始叹服钱钟书的才学。
四月初春的清华园，绿草依稀，空气凉爽，学生们喜欢聚集到校园的咖啡馆，喝咖啡、酸梅汤、红茶，吃点心，边吃边喝边聊，宛如西洋酒吧。有一次，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yin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组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几本英文yin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解放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如此这般的表演，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吴组缃是一位正直、豪爽、心胸开阔而富于幽默感的人。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先生的好朋友。王先生去世后，笔者遵王夫人之嘱去拜访他，留下极深的美好印象，但不知为什么钱钟书对他似乎有微词，而笔者从吴组缃先生那里听到的全是对钱钟书的赞美。据吴组缃先生说，钱钟书大学时期最要好的同学是一位学地质的小个子。这位小个子坐在马桶上，两脚够不到地，但与钱钟书要好，二人一起聊天，形影不离。吴组缃很佩服钱钟书这位“书虫”，有时到钱的宿舍串门，总看到钱钟书的笔记本一摞一摞的，钱钟书眼睛闭着，从里面抽出一本，打开一看，发现记错了，便敲自己的头，又摆进去，另抽一本。后来，《围城》出版，吴组缃看了更加佩服，给钱钟书许多“奖勖”，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围城》是一部杂文式的议论小说。钱钟书1979年访问美国时，则说：“吴组缃是一位相当谨严的作家，对于写作一事，始终觉得力不从心，所以自从《鸭嘴涝》(后来经老舍先生建议，改名《山洪》)出版后便搁笔了。”又认为现代文学史不应该忽视吴组缃。解放后，清华大学支撑不下去了，中文系便请了吴组缃，西语系则请了钱钟书，他们又一起回到清华园。
钱钟书同宿舍有个同学叫常风，别名常镂青、常荪波，也叫常凤，山西榆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些名气。主要研究欧洲文学史和希腊罗马的文学批评，1946至1952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后来调到山西大学外语系，任教授至今。著有《弃余集》、《窥天集》、《尼采的悲剧学说》等著作。那时两人同住一室，半夜三更，凉风瑟瑟，吹动帘帷。常风鼻息微微，睡得又香又甜，而钱钟书偏偏失眠睡不着，看着人家好梦绵绵，真是羡慕得很，便作了一首诗。《不寐示镂青》：“帘帷瑟瑟风初起，鼻息微微梦正酣。良夜羡君能美睡，不眠滋味我深谙。中宵旧恨上心时，此恨故人圣得知。一事无成空抱负，百端难解是愁思。”常风这个人常常不及时给人回信，可大学毕业后的1934年春，却突然从太原给钱钟书来一封信，说自己很不得志，想自杀。钱钟书看后大吃一惊，危心酸鼻，很替同学担心。他说：“有希望，死不得，而无希望，又活不得”，怎么办呢？只能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且复忍须臾。”为此，他特意给常风寄去一首诗：“惯迟作答忽书来，怀抱奇愁郁莫开。赴死不甘心尚热，偷生无所念还灰。升沉未定休忧命，忧乐遍经足养才。埋骨难求干净土，且容蛰伏待风雷。”全诗层层递进，引出的结论是：死也是白死，连块干干净净埋死尸的地方都没有，倒不如将苦难当做一笔财富，暂时委屈忍耐，以 待时来运转。后来，常风从消沉的情绪中走了出来，于1935年初又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钱钟书很高兴，还是复诗一首：“朔雪燕云我亦思，输君先辨草堂资。何年灯烛光能共，满地江湖会少期。世态重轻凭得失，天心颠倒看成亏。哀情吉语真堪味，好梦无多说未痴。”顺便说一句，笔者曾委托山西大学的朋友去拜访常先生，但没有得到任何资讯，后来见到常先生回忆叶公超和李健吾的文章，其中提到钱钟书。
显然，有许多同学佩服钱钟书，也不免有几分害怕。据1932年《清华年刊》记载：“钱君钟书更以中西文学兼优，荣膺英国伦敦大学文学讲师焉。”这即便在当时的清华，也是很荣光的。1930年11月4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第4次会议，通过出版科职员名单，钱钟书与曹禺同被选为《清华周刊》编辑。这份编辑名单曾经有过多次变动，其中一份注明钱钟书是英文副刊主任，总编辑是刘丙庐，言论栏主任潘如树，学术栏主任吴晗，文艺栏主任吴祖襄(组缃)，杂俎栏主任张文华，校闻栏主任夏勤铎。编辑包括孙毓棠、林庚、李嘉言、孙增爵、许振德、梁方仲等人。据说，当时钱钟书与曹禺、颜毓蘅三人曾经被比拟为北洋军阀中的“龙虎狗三杰”。“龙”就是钱钟书，相当于袁世凯手下的王士珍。50年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的颜毓蘅教授去世，时人曾感叹说：“狗”尚如此，何论“龙”“虎”？不过，钱钟书似乎不喜欢这个雅谑，曾经在一封信中说：“‘龙虎狗’一节，是现代神话。颜君的英语很好，万君(曹禺本名万家宝)别擅才华，当时尚未露头角呢。”
这里显然牵扯到钱钟书与老同学曹禺的关系。笔者曾经询问过一些曹禺研究专家，他们对此都似乎一无所知。钱钟书与曹禺两人也都几乎没有提到过这层关系。80年代，钱钟书与曹禺先后访问美国，夏志清都作了长文予以报道。记钱钟书的一篇赞美无异词，记曹禺的一篇则好话无多。
小说《围城》中也有对曹禺的暗讽：三闾大学的范小姐向赵辛楣问曹禺如何，赵辛楣一无所知，就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呃——最伟大的戏剧家。”范小姐以为找到了知音，快乐地拍手掌道：“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你觉得他什么一个戏最好？”赵辛楣回答不上来，脑子里影影绰绰浮起一出叫做《这不过是春天》的剧目，似乎是曹禺创作的(实际是李健吾剧本)，便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呃——‘这不过是’——”范小姐见他连这么有名的大剧作家写过什么剧本都不知道，居然还是留美回来的大学教授，不免非常惊骇，赵辛楣也只好承认无知胡说。这里的讽刺挖苦可以说非常厉害。范小姐作为一个庸俗鄙陋的“女生指导”，是作者笔下的“反派人物”，毫无文化涵养可言，却偏偏崇拜曹禺。赵辛楣是作者偏爱的人物，身为留洋的大学教授，却偏偏对曹禺一无所知。作者的底蕴是说：曹禺的剧本只配范小姐那样的人喜欢，像赵辛楣那样有眼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七缀集》中还有一段话说：“桑塔亚那旅游伦敦，到处碰上一些半老不老的单身女士，有一位和他同席，向他大讲郎费罗的诗在英国受人热爱，‘家喻户晓’，正不亚于在美国。这两节不大有人注意的掌故都流露出对郎费罗的轻蔑，然而也恰恰证明他真说得上名扬外国、妇稚皆知。”郎费罗的诗歌艺术并不怎么样，但他的名声偏偏 比许多优秀的诗人既大且广，这或许不公平，但到了内行人眼里，就只有“轻蔑”了。所以，衡量文艺作品的好坏不是看其名声，或公众接受的程度，而是看其艺术水平高低。文艺评论不是政治家拉选票，得票越多艺术越好。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呢？天下毕竟俗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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