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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伊索寓言》——论钱钟书的文学创作,
钱终书的文学创作既有现实主义品格，又有现代主义品格，这种肯定代表了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以《围城》为代表的钱钟书文学创作的总体评价。本文试图以创作心理研究为主线，把钱钟书这样
一个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型作家，放到波澜壮阔，传统与现代双重变奏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对他的文学创作——以现代白话文体写的全部作品，适当考虑旧体诗和外文作品——作深层
把握，并观照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以后更长时间内的文学走向。亦即，我们要阐释钱钟书文学创作深刻的人生忧患感，深沉的文化心理感和深蕴的历史感。
一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相比，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更深的亲缘，然而，他的作品又有更强烈的现代色彩。原因在于他完成了从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传统忧患意识到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
现代忧患意识的心理转型。
在完成其主要的现代作品以前，钱钟书已是一个出色的旧体诗人和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家。因而，无论在知识体系还是在情怀感通上，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性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是非常突出的。
然而，钱钟书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学传统和现代思潮有深层把握的现代作家，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切亲缘并没有产生归附意识，而是予以冷峻的现代观照。在此应该提及他早年的两篇英文论文，
一是《中国古剧中的悲剧》，文章在与西方戏剧对比中，认为中国悲剧缺乏西方那种由崇高引起的激情意识，使观众只简单地停留在对悲剧人物的个人同情中。一是他为《中国年鉴》（1944-1945 ）
写的《中国文学》一文，他对中国小说的评论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中国讽刺作家只俳徊在表层，从未深入探察人性的根本颓败……。正如中国戏剧家缺乏”悲剧的正义“的意识，中国讽刺作家也缺乏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1945年正是钱钟书小说创作的高峰期。
他对中国小说作出这样锐利的批判，鲜明地透露出他自己的创作心理意向：摒弃那种温和的取笑，代之以对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探察，对文化人格作出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这等
雄心我们可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得到印证。很少有别的中国现代作家能象钱钟书那样对自己所属的知识阶层作出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其程度之激烈，的确做到如他自己所说的“火一般地将所触
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在他最亲密的交游圈子里都引起不满。
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和现代审视使钱钟书在创作心态上，完成了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学的精神是被社会伦理高度
规范化的，所谓“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说充分体现了以社会伦理为主导的价值坐标系统。在此价值系统中，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是中国文艺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突出表现。
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可谓渊源流长，绵延不绝，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亡国之音，隔代相闻，故国之思，不绝如缕。钱钟书身处国弱民穷，“忧患遍均安得外”的现
代中国，当把心智投向文学传统时，对作为中国文学主导精神之一的忧患意识有更深刻的体验。然而，在钱钟书身上这种忧患意识毕竟得到比较彻底的现代转型：从“身- 家- 国”外向型的慨兴转
向“人类- 人生- 人性”内向型的警悟，从对人生境遇，家国命运的寄兴转向整个人类文化价值和人性心理困境的体察，也即从传统的社会伦理本体转向人类学哲学本体。在这种转型中，忧患意识
的本质属性——- 对人类命运和苦难的审美体验——- 未有根本的动摇，但其中的精神导向有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与传统忧患意识常有的那种沉郁缠绵格调迥然不同的气质：觉醒和警悟。这种以
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种书身上表现为：第一，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境遇有着深刻和真挚的关注。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整个人类内部（人己之间）的精神沟通的高度关注。
钱钟书身上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类意识，这种“类”不是阶层的职业的乃至民族的“类”，而是取整个人类意义上的极大“类”。
就以《围城》来说，钱钟书明确地说他最终的兴趣不在他自己归属的知识阶层这一小类，也不在于中国的族类，而是整个两足无毛，圆颅方趾的人类。钱钟书执著地追求一种类性相通的精神境
界。在人与人创造的文化层面上，人类创造物的精神属性有着比较彻底的同一性，在1945年12月发表的《谈中国诗》一文中，钱钟书称：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
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这也印证了他在别处对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激烈否定。钱钟书在《围城》里过深 的譬况：“……黑夜里两
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有来得及叫唤，彼此早已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睽隔的渺茫”。我看这不仅仅指男女违乖之象。更
重要的是文化精神隔阂的象征，是钱钟书对人类文化精神孤寂深刻敏感的表征。钱钟书对人类文化精神境遇关注的另一表现是追求整个人类与外部世界（人物之间）高度合一的宇宙意识。钱钟书评
曹葆华的诗歌创作时说：作者的诗还有一个特点，他有一点神秘的成分。我在别处说过，中国旧诗里有神说鬼说（Mythology ），有装神捣鬼（Mystificaztion），没有神秘主义（My-sticism），
神秘主义当然与伟大的自我主义十分相近；但是伟大的自我主义想吞并宇宙，而神秘主义想吸收宇宙——- 或者说，让宇宙吸收了去，因为结果是一般的；自我主义以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反客为
主，而神秘主义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反主为客。
对曹葆华《日落颂》的评论是钱钟书对中国现代作家唯一的一次发言，钱钟书所悬的标准是融合中西文化的宇宙意识，是人类对自我存在最高形式的观照和感悟，这种宇宙意识本质特征是钱钟
书强调的“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而不是相反的“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
钱钟书对宇宙意识的理论自觉后来也在自己创作中流露出来。
第二，对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揭示。柏格森曾说“再没有比虚荣心更浮又深植的缺点了。”钱钟书的创作是扎在人性那颗鼓胀起勃的虚荣心上的一根刺，在《围城》里，
虚荣满街在跑，如苍蝇灰尘，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买假文凭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等等，又如三闾大学教授们谈起往日的荣光无不得意地长叹，汪处厚挂念在南京的房产，陆子
潇说在抗战前有三个女人枪这嫁他，李梅亭在上海闸北‘补筑“了一所洋房，方鸿渐也把沦陷区的故宅大了几倍，所以日本人能烧杀抢掠虚荣心里的空中楼阁的房子，乌托邦的产业和单相思的姻缘。
无独有偶，当方鸿渐夫妇搬入新居时，妯娌俩联袂名为道喜，实为”侦查“时，都向孙柔嘉虚报当的嫁妆，一个说家俱堆满了新房，一个说衣服多得穿不完。这里形成很有意味的对称结构，一是
喝过洋墨水的大学教授，一是不通文墨的粗俗妇人，高雅与粗俗相距以道里计，但在虚荣心上是一致的。
我认为钱钟书并不是刻意设置这种对称结构，但是他要通过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来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时，却又自然而然由男及女，由上层到下层，由有知到无知。所以有研究者说，
钱钟书是对人类虚荣心有高度兴趣的作家。他对人性弱质的高度兴趣促使他严肃地思考现代文明与人类颓败的关系；促使他深入体察辗转于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困境。当我们对钱钟书的忧患意识
大致作了勾勒之后，就会发现他对文化，人生，人性的文学思考是那么真挚和警拔，它再也不是那种有感伤色彩的哀怨掩抑，悲慨兴怀，而是一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对于钱钟书
来说，从旧体诗到现代小说，散文，不但是一种审美范式的突破，更是种精神境界的高扬。现代中国是传统忧患意识突变，更新的时代，但要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心理转型还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因
为这是一种“二度选择”，不仅要对中国文学传统有深挚的亲缘性，而且还要有异质文学传统参照下深刻的批判性，两者缺一不可。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他们从旧垒中来，又向新潮中去，做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事实上问题不少，例如林语堂经历长期的传统“断乳”之后对明清小品文极度偏嗜，把张潮和沈复捧上了天，就是过度的亲缘。他在创作现代作品的同时并不完全放弃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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