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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伊索寓言》——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 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 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 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 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 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 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钱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 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 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 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 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 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 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这话当然很对。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 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 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注：参看《事实----故事-- 真实》，《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三期17页）。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 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 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机缘 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 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的联系。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 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 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 管读来好象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有人读 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 留过洋吗？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 一竟推断出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律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 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 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 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 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 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 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 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值珍珠港事变， 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写过一首六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 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 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惘情绪。《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 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我母 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 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 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 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 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大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 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 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 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 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 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象原《序》所说：“两 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 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那 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两家同住 分炊。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 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 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鸟有；某些情节略 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 自唱。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认未有方鸿渐的 经历。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 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许多读 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 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 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鲍小姐却纯是 虚构。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鲍小 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 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 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人；这人可一点不美。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 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目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楣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楣，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楣的经历。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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