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学者骂人尽谐谑——《读<伊索寓言>》主题探析

这是一篇厚重而奇妙的文章。

说它厚重，首先是所涉面广，有对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微观剖析（首段），有对人类历史的宏观了望（第二段），有对《伊索寓言》思想内容的发挥借用（文章主体），有对现实社会的嘲讽、批判（末段），这些丰广意蕴看似信手拈来随意合成，其实非博学多识者难为之；其次是思想敏锐深刻，对人情世故具有洞明与练达，具有穿透力、反拨力，比如三言两语道出了“信而好古”的新历史观，轻巧地从流传千古的寓言中挑出“谬误”，比如对于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人群扪毛辨骨，看穿本相。这种丰广而深刻的见识竟然来自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学者！

说它奇妙，就文章本身而言，思路奇崛，生面别开，借古寓言传新意，化腐朽为神奇；就阅读效果而言，多重意味，似是而非，亦庄亦谐，藏头护尾，把捉不定。

但是，一句“厚重而奇妙”还不足以准确传达文章最重要的精髓。本文的写作初衷是什么，或者说本文主题是什么？奇文共欣赏，人人说心得，简单思考者直思无碍，顺着作者说的“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可以证明《伊索寓言》是不宜做现代儿童读物的”去思考，认为本文意在批评《伊索寓言》，如此一来文章变浅变白了；谨慎思考者让文章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给绕住了，迷惑不解，避难就易，认为文章的意义就是蕴涵着真理的“佯谬”和统一的矛盾“不谐”，充满理趣，使人启神益智，如此一来文章变深变玄乎了。按照前者的逻辑，作者是以社会批判家姿态出现，但矛头指向遥远的外国古代寓言，犹如堂吉诃德与大风车作战，所作所为实在让人费解；按照后者的逻辑，作者是以滑稽者面目出现，但纯以文字游戏宣示受众，犹如小孩子向众多成人出智力测验题，所作所为同样让人费解。

如此这般，我敢说都没读懂这篇文章。那么，写作初衷、真正命意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是以批评或批判《伊索寓言》为借口或依托，批判黑暗、荒诞、不公正、无理性的现实社会，给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群丑百怪画像。批评《伊索寓言》只是幌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伊索与作者有何关系？成书于两千多年前、开启过无数代儿童智慧和心灵的《伊索寓言》竟至于激起作者“无情嘲讽”的愤情？如果不是着眼于批判现实社会，写这种颇有锋芒的文章干什么？再说，文章主体的九个原故事与作者所发议论跳跃非常大，在逻辑上、学理上并无严格对应关系，似连非连，所勾连者仅是一种机趣，一种依托。所以真实命意还在于表达对现实的感受。循此思路，复察文章各关节，好比驱云散雾，意义逐渐变得明晰起来。下面分别提炼九个故事的本身寓意和作者新赋予的意义：

　　每一个故事都生发新的寓意，每生发一新寓意都是讥刺某种一社会丑类。所讥刺者，盖有文人、武夫、政客、小市民、医生等，描绘了一幅獐头鼠目的众生相。

    如果列表分述仍嫌约略而空泛，我们不妨专门解剖“蚂蚁和促织的故事”，稍作详细的说明：

　　一到冬天，蚂蚁出晒米粒；促织饿得半死，向蚂蚁借粮，蚂蚁说：“在夏天唱歌作乐的是你，到现在挨饿，活该！”这故事应该还有下文。据柏拉图《对话篇·菲得洛斯》说，促织进化，变成诗人。照此推论，坐看着诗人穷饿、不肯借钱的人，前身无疑是蚂蚁了。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做蚂蚁的粮食；同样，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

　　这里有两点提请注意：一、推测作者的用意。一半以上文字不是述古而是论今，好像并不想推敲故事的寓意之确当、深浅与否，寓意与故事之间关联恰当与否，而是用心于新寓意的导引、产生，批判现实社会不合理现象，对比大作家的前生死后，一大批文人始而冷落他，继而拥聚、寄生于他身上，前倨后恭，厚颜无耻，其中隐藏着作者的愤然之情。二、推究文章的逻辑。作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由讥剌促织转而变为讥剌蚂蚁，由讥剌昆虫转而变为讥刺现实中人，就是说原故事与新寓意之间“落差”甚大，跳了好几跳，只剩下一些“皮毛”上的关联了，在学理、文理上不很贯通，但作者不加理会，或许是有意为之，此其人乃学问大家，何至于做文章连逻辑条理都呈现窘迫、疏漏的呢？还是想着借古代寓言发讥时之论罢了。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钱氏之文是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然而这种推断、解析主要是在“文本”的层面上进行，寻求的是文章“本有之义”，即使说“推测作者的用意”，也是以“文本”为基础，还缺少某种有深度的、坚实的基础；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探讨，即通过“知人论世”揣摩作者的当初命意。

本文收于钱钟书的第一个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这个集子于１９４１年出版。正是现代散文的转型期，抗日战火正为炽烈，散文创作更多地关心社会大众生活，抒情小品告退而严肃杂文方滋，大多数散文作家都涉猎杂文，出现一批“骁勇善战”的进步派杂文作家，如聂绀弩、秦似、夏衍、唐táo、巴人等。他们对黑暗社会的批判极其彻底，冷嘲热讽，含沙射影，锋芒或直或隐地向着专制制度和专制下的国民劣根性，这种文风在今人看来是多么稀有、陌生和珍贵，但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钱钟书于１９３５年出国留学，１９３８年回国，回国时还不足三十岁。文坛上散文流派格局已经形成。其生年也晚，其归来也晚，不介入这派那派，当然他也不以散文创作名世，仅凭一《写在人生边上》小册子并不能加入“著名散文大家”行列。不过他的散文也自有特点，即以学理、见识、机趣见长，独标一格。受时代潮流影响，也有不少锋芒闪现，汪洋恣肆，议论纵横，在豪气、儒雅气、谐谑气中，隐然有些火气、锐气、不平之气，以至有人说他骂人太“尖刻”。 当然还不至于太“尖刻”。钱氏散文的批判精神不能与鲁迅杂文和聂绀弩等的杂文相提并论，即没有那种彻底性、直接性和不可向迩的威力，他是从一个人主义文化人士的立场、观点出发来观察社会，发表言论的，所揭批者以文化界人事居多。《写在人生边上》的散文集不乏此类篇页，除《读<伊索寓言>》外，还有《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谈教训》《论文人》等，而以《读<伊索寓言>》批判面最为广泛。若以《读<伊索寓言>》等作品来看钱氏散文的创作倾向，是介于进步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既有一部分进步派文体的内在蕴涵（关注社会人生问题），又有不少自由派的外在风格（知识化、趣味化）；将进步派的尖刻和自由派的机智幽默调而合之、杂而糅之。如果脱去自由派的外衣，便直露出进步派锋芒，那将不是钱钟书本人；如果抽掉进步派的筋骨，完全透出自由派的立场，那也不是钱钟书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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