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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论,
（三）“批判论”
此即《讲话》中对当时延安文艺界流行的一些在毛泽东看来是错误的文艺观点的批判部分。
比起“客体论”与“主体论”，“批判论”就不是什么宏观或直观的问题，而简直是太微观了。囿于微观，囿于其陷入于对文艺某些个别问题所作的比较强硬甚至极端的结论，它无疑是《讲话》中普遍意义最小、原则性最弱的部分。特别是从今天的时代背景来看，有些结论与观点显然已站不住脚了；极个别观点，即使在当时来说也未必是公允的、客观的，是带有延安时期文艺大论战中较浓重的感情色彩的。比如对于“人性论”与“人类之爱”的批判，应当说，处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敌对双方交锋之本身，就只剩下你死我活的问题了，自然谈不上什么“人性”与“人类之爱”。然而即便如此，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讲，其终极目标难道不正是要“解放全人类”吗？如果在消灭阶级之前就不能有一点“人类之爱”，又怎么走向“解放全人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正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显然，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绝对化，切断了阶级论与人性论、阶级之爱与人类之爱之间的根本联系，是反辩证法的，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至于在和平与经济建设时期，对于人类共同的东西就更不能不强调，比如我们的很多政策：反对诉诸武力、禁止核扩散、抢险救灾、禁烟禁毒、控制人口、环境（包括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平衡……它们所涵盖的对于人类一切阶级的共同利益与要求，甚至早就突破了仅仅是“人类之爱”的问题，而进入到“自然之爱”、“地球之爱”了（当然，它们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是人而不讲人性，势必要异化为兽性。可以说，像“文革”那样发展成一场空前的浩劫，它的对老干部、对知识分子、对普通群众的残害所达到的那种令人发指而难以想象的“兽性”地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是也同《讲话》以来，我们的舆论对“人类之爱”、“人性论”一贯的片面的批判多少有关呢？另外，如像对讽刺、对鲁迅笔法运用的限制，对进行歌颂与暴露在对象方面所作的特殊规定的限制等等，它们实际上最终都成了对文艺促进社会发展、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功能的限制了。再比如像“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第869页）这样的观点，不是正好切中了西方的一个著名的比喻——“倒洗澡水连同婴儿一同倒掉”的思想吗？这一“排斥论”是缺少分析态度、片面的绝对化观点，也正好与同一篇《讲话》中的“借鉴论”思想唱了反调。片面性与绝对化往往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到了“文革”中，毛泽东就夸大了国内与党内出现的黑暗面，主张“自下而上地、公开地、全面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由于一直放弃并限制了文艺本来可以承担的（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的）这一揭露问题的“批判的武器”功能，最终就导致了像“文革”那样的“武器的批判”的浩劫！如果我们愿意实事求是地追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根源，那么，《讲话》中的“批判论”的负面影响，就很可能正是这一根源的重要方面之一。我这样说并不是主观臆测，而正是从《讲话》本文中所来。在《讲话》中的最后一节（“结论”部分的第五节），毛泽东实际上是把延安文艺界当时关于文艺的这场大争论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实际上，其中的大多数不过是文艺创作上具体方式方法之不同看法的学术之争而已），统统上纲上线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谁“改造”谁，乃至是否“亡党亡国”的大是大非的政治高度上来，其“火药味”不可谓不烈；只是由于当时抗日救亡是全民族的当务之急，这场实际并未真正展开与解决的争论就平息了下来——它们在建国以后，在五六十年代的文艺论争中继续下来，直到“文革”的爆发而推到你死我活的极致。由此可见，《讲话》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是开了在文化领域的党内与人民内部“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整风与大批判之先河。从“文革”前夕60年代上半期的文艺论战并且最终导致“文革”的“大内战”，是不难见出40年代的《讲话》的这一负面影响及其延续所投下的阴影的。
综上所述，我对《讲话》作这样的“三论”，差不多是等于把《讲话》“裁为三截”了，即对其宏观的原则性的“客体论”，今天仍要肯定要坚持；对其直观的有点过时的“主体论”，今天要作部分修正，但大多仍可保留；对其微观的感情化的“批判论”，作为个别结论，它们就大部分应被扬弃与否定——所谓《讲话》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我就是这样来分析、来具体化的。这里的所谓发展有两层意思：一是任何发展都首先要扬弃与否定点什么，不扬弃不否定就无所谓发展；二是发展还包括对要坚持的东西也要发展，因为它们虽不需要扬弃与否定，却不可能终结真理，而是还需要丰富与完备。这一点是发展内涵的又一层意思；否则该坚持的东西也会僵化，所以，“坚持”本身中就应包含着“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对《讲话》的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不超出对毛泽东本人一生已有定论的评价口径[4]。
《讲话》要发展，当然不可能再由毛泽东本人来发展，还得由类似我们这些到会的对毛泽东美学思想研究有兴趣的人来发展。如果这次年会的与会者不谈发展，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要谈发展，或者只是空谈发展（不谈扬弃，不谈丰富与完备），那么这次年会就不会有多少实际意义，我们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或美学的研究就不会增加多少新的东西，就上不了什么新的台阶或水平；研究本身也就是“炒现饭”而不会有什么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讲话》的作者——毛泽东本人，在《讲话》中对于发展还是留出了余地的。在《讲话》全文最末一段，毛泽东自己就声明：“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第877页）可见，过去曾经在批判林彪时批判过的反发展的“顶峰”论（包括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与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作为一个方面原因）首先是反对了《讲话》、违背了《讲话》本意的！总的来讲，《讲话》这一文献作为文艺理论，本身就具有开放性的一面，这一点应当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美学与文艺思想的出发点。
半个多世纪来，《讲话》对中国新文艺乃至整个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的影响之巨大，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然而这一影响所包含的正面的与负面的两个方面力量之区别，在其中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是我们都能够看得清或愿意看得清的，甚至恰好是颠倒地将其负面影响当做了理所当然的正面影响在加以强调与扩大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把对一切真理的检验统统放到了实践的基点上，这是邓小平同志的求是路线的不可磨灭的、划时代的伟大功绩。但是至今我们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言论的分析评价，似乎只能是以1949年的建国划界——这也许正是形成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难以推进与深化的断裂层。我们必须按照邓小平思想，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从改革开放的立场出发，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发展出发，把对《讲话》正面、负面影响认识理解的颠倒再颠倒过来，实事求是地恢复、还原《讲话》构成其自身之由来到发展的历史面目，坚持其对今天真正有益的正面的原则精神，扬弃其对今天基本不适用或错误的负面影响的东西，把对《讲话》与毛泽东美学思想的研究与发展推向新水平，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与美学体系而奋斗！
1992年6月13日完稿于杭州浙江省美学学会1992年年会
2003年3月16日录入于杭州梅苑阁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860页（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毛泽东选集》第852页（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以下引文均出自同一版本， 只用文内注标注页码。
[3] 这10处依次在《讲话》第849页倒第1行，第850页第5行，第850页倒第5行，第859页倒第10行（前），第859页倒第10行（后），第859页倒第9行，第859页倒第8行，第861页倒第3行，第862页第3行，第866页倒第4行。
[4] “三七开”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一生的总的评价，也是毛泽东本人对自己的估价。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引自《“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1975—1985年）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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