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文学课是最基本的精神支撑

西川：文学课是最基本的精神支撑

采访 | 本刊记者  林茶居  本刊特约记者  安琪

西川  本名刘军，诗人。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1963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美国艾奥瓦大学2002年访问学者。出版诗集《中国的玫瑰》、《虚构的家谱》、《大意如此》、《西川的诗》，文集《深浅》、《水渍》、《游荡与闲谈：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让蒙面人说话》等，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2004）、《米沃什词典》（与北塔合译），编有《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其长诗《远游》被改编为管弦乐作品（郭文景改编），组诗《镜花水月》被改编为实验戏剧（孟京辉导演）。先后应邀参加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1995）、法国巴黎瓦尔德玛涅国际诗歌节（1997）、美国芝加哥人文艺术节（2002）、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2004）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荷、西、意、日等国语言。

他们让你就觉得上学有意思

教师月刊  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学习经历，往往首先会问“你什么大学毕业的”。今天我们不问你的大学生活，而想先请你谈谈你所受的中小学教育。

西川  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是在北京海淀区羊坊店街道七一小学读的书，那是一所海军子弟学校。1974年2月通过考试，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读四年级。这所学校是我作为学生所待时间最长的一座学校，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再到高中，前后七八半，跨越了文革末期、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等不同的历史小阶段。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那么多事件的发生真可谓应接不暇。小说家余华曾经在意大利的一个活动上对意大利人说过，我活四十多年相当于你们活一百年。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在过去至少二十年的时光里，在我为无数报刊写下的无数简历里，我几乎都没有提到过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不是说这所学校对我不重要。没提到它的原因，一来，诗人、作家一般很少会在简历中提到自己的小学、中学，因为那是简历，就把中小学阶段给“简”掉了；第二，这所学校已经没有了，或者说我曾经生活、学习过的那所“外院附校”已经不存在了，我从没有闹清过它为什么就停办了；第三，连它至少在名义上所依附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改名叫“北京外国语大学”了。所以对于“外院附校”来说，这意味着双重的不存在。它变成了一座“天上”的学校。它存在过吗？那些现在走动在那个校园里的人们，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说到校园，那倒的确还在。开车走三环路，过了苏州桥进入西三环的高架桥路后，如果我稍一走神，就会错过那几幢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灰色矮楼。好多次，当我意识到桥下边就是我的母校，想看一眼的时候，迎面而来的却是“外研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棕色大楼。在原来学校门口的北边，曾经有一家小商店，那是我买山楂丸当糖吃的地方——那时候我每周有一元的零花钱。紧挨着小商店的是一家小饭馆。我的同学没了碗筷就去那里“拿”。说“拿”是好听的。有一回一个同学竟然从那家小饭馆“拿”回了一摞盘子。

教师月刊  有印象深刻的老师吗？

西川  我第一个小学老师姓谭，后来一个老师叫刘畅，他们让你就觉得上学有意思，我特别受益于这一点。四年级时我转学到了“外院附校”，也碰到了一些特别好的老师。我记得有一个地理老师，他给你讲两个国家是不是一样大，他不告诉你怎么量面积，而是把这它们从地图上剪下来，比一下，很直观，你就知道它们是不是一样大了，这样你的脑子一下子就打开了，特别地好玩。

可以说“外院附校”的老师从整体上塑造了我。语文老师的名字我能说上好几个：鲁宝元、林三松、王若谷。他们的才能都远远超出当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所需要的。语文课是我最爱上的课之一，因为在语文课上我可以大显身手：古文背得好，作文得高分。另外还有数学老师、生物老师、历史老师、地理老师，都是我所喜欢的。我们的外语老师，放在现在，都不逊于大学教授。我们当时所用的各种语言教材，全是老师们自己编写的。最早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叫张永彪，一口纯正的伦敦音，曾经参与许国璋英语教材的编写，他不是教授谁是教授！我们从小就有外教。有个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学生叫马克·塞德尔，他是文革结束以后最早一批美国来华留学的一个，他给我们上过口语课。2002年我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项目”，在欢迎仪式上极其意外地遇见了马克，他已经是国际法教授了。他兴奋地对周围的人说：“看呐，看呐，我当年的小学生现在已经成大作家了！”

还有个老师叫邢励生，参加过《汉英词典》的编写工作。教我们英文的时候他也就二十来岁，还没有成家，有时间就跟我们泡在一起。每天吃过晚饭，上晚自习之前，他就来到教室，给我们读翻译小说，英国的、美国的、俄国的、法国的。吃完晚饭我们哪儿都不去，就急急地回到教室听他读小说。这样的老师，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恐怕再也找不到了。从邢励生老师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那个时代的求知精神，那个时代没有金钱利害关系的那种朴素真诚的师生关系。邢励生老师后来娶了诗人贺敬之的女儿贺小风。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都去祝贺。他们的新房就安在教师集体宿舍里，两张单人床并成了个双人床。

教师月刊  除了这些老师，“外院附校”还留给你什么比较深刻的记忆？

西川  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这一段附校生活，意识到我被这一段生活多有塑造并且多有改变。长期待在一所住宿制学校里，你就得学会独立生活，而独立生活当然会促使你独立思考。这座学校有一个图书馆，在与我同龄的孩子们苦于无书可读的时候，我得以借阅到《李太白全集》、《唐宋诗举要》、《古文字源流丛考》等对我后来的发展不无意义的书籍。可以说，“外院附校”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即使是在那个意识形态强力控制的时代，也能有机会扒开一个小窗，朝外看上一眼。

诗歌使我们拥有再生的秘密

教师月刊  每个人的文学梦想大都始于学生年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当诗人的想法的，高中？大学？

西川  写新诗是我离开“外院附校”以后才开始的。在“外院附校”时我主要是一个美术青年。当然文学一直为我所热爱。我从《中国现代作家词典》上读到一位老先生的名字：陈友琴。他是白居易研究专家，也是诗人何其芳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给老先生写了一封信，附上几首自己写的古体诗请他指正。老先生回信说：“如果你有嗜痂之癖，咱们不妨见一见，谈一谈。”我首先就被“嗜痂之癖”这个古奥的成语给弄懵了，然后立即到陈先生的寓所。陈先生家里的书籍堆得满满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和陈先生的交往持续到我紧张的高考复习之前。

另一位使我得以就近看到“文学是怎么一回事”的人，是我们年级四班的女同学唐棣。她当时写些散文，并且已经有一些作品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她的妈妈是赫赫有名的小说家张洁。我去唐棣家，见到她妈妈。她妈妈对我说的一句话使我至今受益：“不要以为别人的生活、远处的生活才叫生活。生活就是此时此刻，生活就在你身边。”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唐棣，她正要去上钢琴课，我就陪着她去了钢琴老师的家。她的钢琴老师是诗人杨炼的舅舅。唐棣把我介绍给他。他递给我一份蜡纸打印的诗稿，是杨炼的《乌篷船》。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朦胧诗”——尽管知道“朦胧诗”这个名词是后来到了北大的时候。

1981年考上北大西语系后，在校园里学到了许多新东西，整个社会氛围也改变了我的画家梦。当时，北大“五四文学社”如火如荼，文学青年们经常到荒芜的圆明园举行诗歌朗诵会，常常是通宵达旦地谈诗。在这种气氛下，我创作的《秋声》和《人说……》都获得北大诗歌朗诵会的第一名。诗歌的才华很快得到认可，无意中决定了我的选择取向。我那时急于表达自己的内心，中国1980年代变化那么复杂，充满了矛盾，国画那些线条很难承载这些内容。而诗歌不是一种影子，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表达。我算是这样走上了诗歌之路吧。

教师月刊  你高中时就喜欢背诵中国古典诗歌，但你的诗歌创作明显受西方的影响更大。这个你怎么看？

西川  这可能跟大学后主要阅读西方作家作品有关，那时好像有这么一种西学东渐的大潮流裹挟着你，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浪漫派诗人雪莱、华兹华斯、济慈和叶芝，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以及拉美作家博尔赫斯和聂鲁达也深深吸引了我。近几年我的阅读转向了先秦诸子百家和六朝笔记，它们所达到的那样令人惊叹的辉煌，提醒我必须唤醒历史，必须重新建立现实生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只能被动地阅读唐诗。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