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1952年）
茅盾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到现在恰满十周年。这一个历史文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高度结合的又一光辉的典范。它批判了自“五四”以至一九四二年这一长时期内的革命文艺运动的若干原则性的缺陷，它澄清了直到那时期（一九四二年五月）还出现于文坛上的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混乱的文艺思想，它彻底地解决了文坛上长期纷争而未决的一系列的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它明确地指示了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首先应该为工农兵服务，而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而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就必须全身心投入于革命的现实斗争。这一文件的发表，在我国文艺界是一次大革命，在我国文化界，也是一次大革命。
在这文件发表以前，中国的革命文艺不是没有成就的，然而从创作方法上看，主要是属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范畴；在这文件发表以后呢，开始了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新时代：《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等，就是这新时代的纪程碑。这一文件之伟大，其意义，还不止于此；它不但在今天是我国文艺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即在将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时，也同样是文艺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它的对于普及和提高问题之辩证的解决，对于文艺批判标准之正确的指示，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之透彻的批判，以及对于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等等的宝贵指示，不但在中国是经典性的，即在其他凡有革命文艺和反革命文艺之斗争的国家内，也是经典性的。
事实证明，任何人，任何地区，对于这一历史文件所包举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艺方针，如果能真正体会，坚决执行，那他在工作中就不会犯错误，就会做出成绩；反之，就一定会犯错误，或把工作做坏。因此，正当全国文艺界一致庆祝这一历史文件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让我们来检查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文艺思想，来加紧对于这一历史文件的学习，是必要的。
毋庸讳言，我们文艺界还存在着性质严重的思想混乱状态，我们的工作还有严重的错误或缺点，去年文艺整风学习时已经暴露了若干，接着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了若干。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很多的，但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于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理解得不够，似懂非懂，自以为懂，因而在执行政策时，常有偏差或错误。而推究这些偏差或错误之所以能发生，主要又由于我们不能坚决执行“为工农兵”的方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毛主席曾经指出，“为什么人”这个问题，“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似乎是已经解决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之间，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其次是“如何为法”的问题，我们口头上谁也在喊着“普及第一”，在说“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但实际工作上的表现，却证明我们或轻视普及，或曲解普及，或将普及庸俗化，或把普及和提高分成两橛，“你搞普及，我搞提高”，乃至想到资产阶级的文艺中去找“提高”……等等一连串的错误，不断地在发生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曾反复告诫：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而要站稳“为什么人”的立场，做好“为什么人”的工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经过思想改造。如果说我们之间谁还没有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过，还没有把这一段话记得烂熟，那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读过，不在于把文件读得烂熟，而在于是否能够遵照文件的指示，艰苦力行。毛主席告诫我们：文艺工作者要真能为工农兵服务，首先要投身于革命的现实斗争中以改造自己的思想情绪，同时也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又说，这所谓“马列主义，是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完全适用的活的马列主义，不是单单书本上的马列主义。”所以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是不是全身心投入于革命的现实斗争。在今天，口头上谁也不会说他不赞成全身心投入于革命的现实斗争，然而实际“投入于革命的现实斗争”的，恐怕未必都是“全身心”。在此一时，对此一事，或者可能是全身心；而在彼一时，对彼一事，就不一定是全身心，而只是半身心。怎样才算是全身心呢？就是完全没有个人的打算，站稳了为人民、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坚决反对一切不利于人民的事物，不能存有丝毫调和、妥协、同情的态度。如果不能这样，那就只可以说是“半身心”，那就虽然侧身于革命的现实斗争中，而实际上是时时居于旁观者的地位；旁观者的态度是会严重地阻碍了思想意识得到改造的！
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脑力劳动者，在旧社会中，他们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生活不大安定，经济不大宽裕，乃至时时处于饥饿的边缘；这样的境遇，决定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极大部分对于旧社会是不满的，是有着革命的要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过去在旧社会中，其生活之不安定，经常有失业的威胁等等，比之从事其他职业的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情况，说明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是具有革命性的；而事实上，参加在革命运动中的，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但亦正因为如此，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对于“思想改造”这一问题，是在思想上抱着或多或少的抗拒态度的：“我向来就是脑力劳动者，我没有剥削过谁，我向来就有革命的要求，难道我不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么？为什么我还须要经过思想改造呢？”换言之，就是在思想上不自承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因而也就不自觉须要思想改造。然而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对抗的。但它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心理方面和思想方面也就有相当的对抗。”（列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方面虽然容易接受革命，而另一方面，在思想意识上却是和无产阶级有相当的对抗的。谁要不承认这一事实，那么虽然参加了革命，虽然投身于现实斗争，而在思想改造上，恐怕终于是所获甚少；倘是文艺工作者，则不可能真真为工农兵服务。（⑶⑵）
以上所说的两种情况，——不能全身心投入于现实斗争以及思想上不自承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共通的毛病，也是我们思想改造过程中极大的绊脚石。近来陆续发现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生活于工农兵中，投身于现实斗争，为时甚久，而思想终未得到彻底改造，则当环境改变时，受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便会失却立场，铸成大错。我们应当从这样的事实吸取教训，痛切地认识到，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若仅仅下乡数月，进厂半年，就认为改造已经成功，沾沾自满，那是非常危险的。究竟改造得如何，一旦遇到具体问题的考验，这才显出颜色。此在文艺工作者，如果是从事创作的，他的作品就是考验。文艺作家如要检查自己的思想已否得到改造，最好的方法是不断地写作，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写作——批评和自我批评——再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再写作，——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再深入生活……如此反复循环，然后思想改造这一过程能逐渐达到彻底完满的境地。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读人家的作品，常能看出一些毛病，能够指出那些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地方，可是当我自己动笔写作的时候，我虽然不至于写出衣着是工农兵而思想情绪是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来，但拿来和现实生活中现实的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等）一比，就觉得相差太远了，简单一句话，就是作品没有深刻的思想性。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不是由于我的思想还没有改造得很好，因而写不出具有高度思想性的作品？”
这一个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许多人为此所苦。这在中国的成语叫做“眼高手低”。应当说，一个作家如果眼不高，那是危险的；世上决不会有眼低而手高的作家，（就是说，看不出人家作品中的毛病，而自己作品却没有毛病）反之，眼高却是使得手也能高的前提。问题在于怎样使得手也高起来。那么，“手”究竟是指什么呢？有人以为是指写作的技巧，而且把“眼”和“手”对立起来，说“眼”已够高（就是说，思想够高了），现在只要把“手”也提高（就是说提高技巧）。这样的说法，我以为未尽然，而且是有害的。为什么是未尽然呢？因为作品之缺乏思想性，或思想性不高，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作家缺乏高度的思想能力——就是观察和分析都不够尖锐、深刻和全面，而不是技巧的问题；技巧在这里是次要的，部分的。为什么又说这是有害的呢？因为，单纯追求技巧、技巧和思想对立等等不正确的倾向，大部分是由此而产生的。问题的正确的解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给指出来了。这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列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此外还要学习社会，就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它们的相互关系和个别状况，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又说：“学习马列主义，不过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列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根据了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我们知道：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第一步，这就是树立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或有之而不坚定，则虽口头上也喊着为工农兵服务，实际做出来的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但是，有了这个立场，还不等于就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而因为文艺工作者描写、表现的对象是社会的活人和事物，所以文艺工作者又不能不学习社会。学习社会就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它们的相互关系和个别状况，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而要把这些研究做得深刻和全面，就非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