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若虹：足迹
蔡若虹
我是1938年10月，在香港经廖承志同志介绍到延安去的，经过七个月的旅程，于1939年5月才到达延安；我一到延安就马上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美术系教书；那时候，毛主席是我们鲁艺师生的熟人，他曾两次来鲁艺讲话，多次来看鲁艺的京剧晚会，他讲话的深刻内容和看戏时天真的笑脸，一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5月，我是和鲁艺许多同志一起去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第一次是毛主席的开场白，他首先向我们说明文艺工作者当前任务是为抗日战争服务；然后他从文艺工作谈到知识分子的通病，他说年轻时如果用扁担挑着铺盖行李上学，那就低着头不敢见人。第二次开会是毛主席倾听延安的文艺专家们发表意见，毛主席亲自作记录。第三次开会是毛主席作总结，讲话很长，非常重要、非常丰富、非常精彩；他理论联系实际，叙事中夹带抒情，而我，往往从他的讲话联系到自己，好像他是专门对我讲的一样。
当毛主席讲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关系时，他说“对于工农兵则缺少接近”，我不禁用手摸摸身上穿的八路军服，心里暗暗在想：“我就是个兵呀，我早就和工农大众混在一起呀！”这种又惊又喜的感觉仅仅是一刹那，接着又想，毛主席是面对着众多的工农兵讲话的，为什么还要讲“深入工农兵群众”呢？这个疑问闷在心里不久，又听见毛主席说：“衣服是工农兵，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衣服是工农兵，思想不是工农兵！
要怎样才能做到连思想也是工农兵呢？
长达七年的延安生活告诉我———“先进思想只能来自先进生活的实践。”
延安生活的一大特色，是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体力劳动方面，除了开荒、纺线这一类“丰衣足食”的大生产以外，还有日常的小劳动，例如开大会听报告总不免来回走二三十里路；例如帽檐上别着针线，一有空就取下针线缝缝补补；例如在延安河里洗澡，总要先把全身衣服脱下来洗洗晒晒……这些劳动是说不完的。在精神劳动方面：我们首先把笔杆儿代替枪杆儿为抗日战争服务，写诗、写文章、画漫画；其次，我们要进行政治学习，读“联共党史”、读“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读“共产党人”发刊词；此外，还要到陕北老乡们的打谷场上去演《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去唱《东方红》、《黄水谣》、《我们在太行山上》；还要敲锣打鼓地跳秧歌舞、腰鼓舞……总而言之，我们真正做到了“感性与理性齐飞，主观共客观一色！”就在这种生活的长期实践中，我们不知不觉地思想和衣服全是工农兵了！
实践、实践、实践，实践是硬道理，实践是真理的母亲！
直到九十二岁的现在，我仍然把这两句话当作座右铭———“先行而后知”，“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在《讲话》中，有个观点令我永世不忘：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写哲学讲义，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艺术”。
我一听这个观点就动了心，以后在《讲话》出版后又反复思考这个观点，认为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捷径，非学到手不可。
我的学习过程是把这个观点一层一层地简易化和通俗化，这样，既便于理解又便于运用。
首先，我把这个观点的名称简化为科学观点或科学观察，后来，我又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这个科学观点的核心，到此为止，我又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一层又一层的解释，我认为，这个对立统一的观点就是教我们对人对事既要看优点又要看弱点，既要看正面又要看反面，既要看现在还要了解过去估计将来，这就像俗话说的“我看透了、看穿了，看到骨子里去了！”
我认为，对立统一而又互相转化，就好像《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林黛玉却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她强调对立而忽略了转化。两个人有相恋又有不同的个性。曹雪芹是个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文学大师。
前几年，我在古今美术作品的观察中，发现不少的作品中也存在着对立统一规律：例如造型中写实与写意的对立，构图中繁与简、虚与实的对立，染色中明与暗、冷与暖的对立等等，这一规律造就了视觉上的形式美，形成了吸引观众的无穷魅力。
结尾，我赋诗一首：“黄昏迎曙色，西学化东风；梦里辉煌景，登高一望中！”
《人民日报》 (2002年05月23日第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