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业主结合成团体，则是他们政治觉醒的标志，业主团体的要求常常超越了个人的自身利益，直指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本身的优劣利弊，以及社区公共设施的方针大计，当这种“参与”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社区当中的“动乱”或者革命，舒可心在北京朝阳园、邹家健在深圳景洲大厦、以及青岛天福苑小区业主选聘物业的实践，使这类“改良”或“变革”成为当今社区发展的必经之路。
业主委员会之所以相对于业主足够“激进”的理由在于:作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和全体业主的委托人，业主委员会的行为及言论的一切后果均由全体业主承担。所以在两者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普通业主很难确保自己的权利，业委会委员则能轻易地逃避其义务——在另一方面，社区发展的成功机会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人物”的英勇和魅力。
最后，开发商在社区中保持存在是件难堪的现实，假若开发商能够全部将资产变现，这是最完美的结局，但是当开发商以经济角色、以业主身份参与到社区的长期发展之中，意味着开发商必须要将自己的短期利益（资产变现和扩大利润）同社区发展的长期目标（物业保值增值）统一起来，基于立法冲突和早期房地产开发的不规范，许多开发商们保留着社区中公共部分和配套设施的大量产权份额（如小区会所、地下车库），享受着不完全的收益，又代为承担着大量公共水电成本，经营服务对象既受到限制，其对设施的支配权在今天又受到普遍的质疑，从而产生无尽的纠纷。
也许仍然有人会问:进行这样的分类究竟有何等意义？
我们尝试作出这样的假设:在任一社区中，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是个博弈的关系，而业主是作为一个集体来参加博弈的，集体中间也有博弈，所以业主的分类决定了业主集体内部博弈的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决定了作为集体的业主在和物业管理公司博弈的过程中的策略，所以，物业公司在与业主博弈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业主的分类来了解他们的策略空间从而做出最优反应——厘清业主的“真实身份”以及其利益目标，将有助于我们对他们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进行判断，进而修改我们传统的、惯性的工作模式和创建新的业务流程。
正如儿时的“石头剪子布”这一类的游戏，也仿似围棋当中的迷局与对阵，我们都是在斗争的表象下去追求和谐，和谐社会自社区而始，而和谐社区的缔造，离不开“和谐物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