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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教学论文：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若干问题,
然而，新世纪之初的今天，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由经济改革的深入引发的加快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而政治改革是无法绕开党政关系的。当然，理顺党政分开是一个异常复杂、难度很大的问题，但这并不能成为回避这一问题的理由。众所周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政一元化体制的最大弊端是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权力不受制约，由此产生重大决策失误和腐败行为泛滥等种种严重后果，任其发展下去，出现“亡党亡国”的危险，并非危言耸听。对此，邓小平20多年前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所作的透彻分析，仍可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新世纪警言”。实际上，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对这种体制的弊端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只是出于稳定的考虑，不再强调党政分开，而是从转变党治理国家的方式（即从以党治国转变为依法治国）入手来理顺党政关系。例如1995年1月21日江泽民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就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十五大更以党内最高领导机关的形式郑重确认了依法治国的方？浴16]尽管中共十五大并没有完全解决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17]但它毕竟标志着中共第一次正式提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法治，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18]由于“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9]同时人大又是宪法和法律的制定者，依法治国就必然要求“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20]也就要求党的领导从行政性的领导转变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领导，即要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充分尊重和利用现存的制度安排和合法程序，积极主动地履行制定施政纲领、提名和推选国家机关候选人、动员选举和投票、组织政府、实施政纲、把党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等综合政治功能，[21]从而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统一而不是对立起来。从现阶段的情况看，中共各级领导机关和主要负责人应把工作的重点，由直接领导“一府两院”的具体工作，转向着重通过国家权力机关间接领导和全面监督“一府两院”的各项工作。这样的调整是现实可行的，在这一工作摸索出一定的经验以后，应不失时机地探讨进一步调整党政关、实行党政分开的其它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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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党政关系还要涉及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党对人大的领导与人大对党的监督这两者的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对作为国家机关的人大行使政治上的领导权[22]是不容置疑的；就后者而言，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人大监督党”的条款，但由中共党章中的规定“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以及宪法第2条的相关规定可以间接推导出人大拥有监督党的权力。从法理上看，人大对党的监督权是人民主权这一最高宪政原则[23]的体现；从监督内容上看，主要是人大对党组织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从监督方式看，各级党委应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定期进行工作报告，请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批评、建议；[24]从监督程序上看，党应该及时把自己提出政策的理由、内容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报告，取得人大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特殊的党政关系模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建设在整个国家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甚至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而中共的先进性和党员构成的精英化[26]特点，也决定了党内民主应该比国家民主发展更快、更高、更充分、更完善。因此由党内民主来带动和推进国家民主和政治改革，是一条合乎国情、切实可行的路径。但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看，党内民主并没有发挥推动国家民主的应有功能，特别是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制约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
首先，党内选举制度流于形式。党内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制度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选举制度虽有所突破，如从举手表决改为投票选举，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差额选举等。但党内选举仍存在严重缺陷。
1、选举中的长官意志。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这就是说，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都是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党员选举产生的。但在实际运行中，人选实际上早由上级部门或个别领导圈定，投票只是一个形式。这是党内选举存在的主要问题。
2、对差额选举限制多，实际上多为等额选举。中共从1987年起就开始推行了对中共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改变了以往数十年一成不变的等额选举方式。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用差额选举的办法选出，结果若干中央提名的候选人，包括个别重要干部，未能顺利当选中央委员。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仍有一些党的重要官员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被“差”掉。中共中央在选举方式上的这一变化，的确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目前党内差额选举的比例很小，且只限于对中央委员的选举之中，而且还是在“预选”中，[27]对于各级党的主要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成员的选举通常仍然使用等额的方式，这是党内民主无法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因素。
3、党的基层组织任期模糊，常常超过党章的规定。有时基层组织任期已满，但经常以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为藉口，随意推迟选举。有些基层组织在换届时，明明有条件进行民主选举，却偏偏要由上级党委任命产生亲折领导人，连投票选举的形式都可置之不顾。[28]
其次，党代会权力流失。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产生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1982年前称“主席”）。但实际上正好相反，一般是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会领导政治局的工作，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又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而中央委员会的实际作用又远远超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一个权力不断向上集中、向下辐射的科层制的金字塔结构。究其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共是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按照列宁的建党模式建构其组织体系，强调调度集中和高度统一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建国以后，由于极“左”指导思想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因而未能及时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本转变，党内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被沿袭下来，并在不断升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逐渐被强化。
从操作技术上看，全国党代会通常5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一般一年召开一次，它们显然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闭会状态，又如何能履行职责，自然就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主政。再从人数上看，全国党代会代表多达一二千人，中央委员会人数也在一二百人左右，加上候补委员多达300人左右，且分散了就全国各地，各自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日常工作难以开展。而政治局委员一般在20人左右，常委更是屈指可数的几人，而且一般都在北京，便于及时高效地工作。于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党委会便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导中枢。久而久之就容易模糊甚至颠倒党内的授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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