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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陵君窃符救赵》教案设计,
4.关于座次。
本文出现了许多的文化常识，其中最使学生感兴趣也最困惑的当数其中的座次问题。为此，我们不妨绘制一幅信陵君礼待侯生，亲自给他驾车的场面图，进行点拨，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文章的主题。绘图可参考王力的《古代汉语·车马》(即原教材第六册第九课《我国古代的车马》)。此文提到，战国时供贵族出行的人坐的马车叫小车，有一根或直或曲的“辕”(当时称为“车舟”)，这根独辕上有挂马具的“衡”。战国时，驾小车的马，可以是两匹、三匹或四匹，分别称为骈、骖、驷。“公子从车骑，虚左”，这意味着“左”是尊位。
那么中国古代是不是都以“左”为尊位呢?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在古代一般是尊右卑左的，如古人称大姓为“右姓”，称望族为“右族”，称高官为“右职”，称贵戚为“右戚”，成语有“无出其右”的说法；而“左物”是下物，“左迁”为贬官，“左道”为邪道，成语“旁门左道”指不正派的宗教派别，此外像“左计”“左袒”等“左”字都含有贬义。这是因为在古人看来，右手右足力大而且使用方便，左手相对要逊色，故崇右而贬左。但在乘车时，则正好相反。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居于右位的叫“车右”，亦名“骖乘”，职责在于防止车子倾斜或受阻，保护居左尊者的安全，一般由有能力的人担任。因此文中的“虚左”就是“空出尊位”的意思。这个句子后来演变为成语“信陵虚左”或“虚左待贤”。
5.关于考验。
古代隐士贤人欲助有为之人，都要对对方进行一番考验(一般为三次)，留下了许多佳话。例如黄石考验张良，孔明考验刘备等等。本文侯嬴拒绝了信陵君的厚遗后，信陵君大会宾客，引荐侯嬴，此时侯嬴也对信陵君作了三次考验。
三次考验说明侯嬴对信陵君并不了解，对他的诚心还有所怀疑，这为他最终献身相助作了成功的铺垫；同时“三试”也突出了信陵君仁而下士的品格，印证了“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的说法。“三试”的描写还充分体现了史传文学写人叙事的特点。
6.关于烘托。
烘托是史传文学的最常用的手法，本文就成功地运用了烘托的手法。烘手手法一般有三种，以人物烘托人物，以事件烘托事件，以环境(气氛)烘托人物。前者的例子有：以侯生的故作傲慢来烘托信陵君谦恭；以魏王的持两端以观望来烘托信陵君的急人之困。次者的例子有：以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的紧张气氛来烘托信陵君不能说服魏王的焦虑；以赵王与平原君亲迎公子的隆重场面来烘托信陵君的盖世之功。后者的例子有：以信陵君对侯嬴的态度和宾客的反应来烘托侯嬴的不同寻常；以平原君的急切、魏王的惧秦观望、信陵君欲赴秦军死来烘托侯生巧设奇谋。
(解说：此处点拨基本上集中了本文的重点和难点，这种点拨目的在于“引”，而不是“牵”，更不是“灌”，而且这种点拨应当穿插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应当离开全文的教学作孤立的分析。)
【自读思考】
1.侯嬴为什么不在信陵君辞决时献上计策，而一定要让信陵君去而复返才献计?是否当时侯嬴并未想好计策?
明确：信陵君以大队人马过夷门，顺便辞决侯生，并无问计之意，作为门客不能主动干预；此时耳目众多，不便说出；此计关乎多人性命，干系重大，故不可轻易说出；若轻易说出恐不能引起信陵君的重视；侯嬴料定信陵君心中有憾，必定去而复返。
侯嬴早已想好此计，这可以从以下四点来说明：早已打听出魏王藏符地点；想定窃符之人；考虑到晋鄙的态度；计划好用朱亥去对付晋鄙等。
2.根据文章的内容分析信陵君能够完成退秦存赵历史使命的原因。
明确：
可归结为三方面原因：一是信陵君善于用兵，这从他接管晋鄙军后的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二是凭借侯嬴的妙计和朱亥的神勇，而二人之所以肯替信陵君出力，又源于信陵君的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品格；三是得到如姬的帮助。偷得虎符，而这又是信陵君急人之困、有义有勇带来的结果。
3.侯嬴为什么要“北乡自刭”?信陵君又为何不加劝阻?
侯嬴是一个头脑冷静却又热血满腔的人，他在信陵君辞行赴军时提出将以自刭送公子，不是毫无意义的一时“侠义”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这主要是激励朱亥，同时也是为了坚定信陵君夺晋鄙军以抗秦救赵的决心——且告信陵君他是不会泄秘的。
显然，他的这一决定，是基于对晋鄙、魏公子、朱亥的为人有所认识，对夺晋鄙军的危险性也作了深刻的分析而作出的。此外，在侯嬴看来，他已为信陵君建立“五霸之伐”奠定了基础，可以死而无憾。(附：陈懿《读史漫笔》认为魏王怨恨，“势必收而诛之，故宁自杀以为名”；徐中行《史记评林》认为“侯生之死，世谓报公子，余谓谢晋鄙也”；李贽《藏书·直节名臣》认为“田光以死激荆轲而匕首发，侯生以死激朱亥而晋鄙椎。何者?荆轲与太子本无相知之素，朱亥于公子亦无深交之分也。故侯生死而朱亥决矣”；朱东润认为，侯嬴预料信陵君处于必死的境地，而“侯为宾客，有从死的义务”；还有人认为，他以“北乡自刭”来报答信陵君，以减轻或转移信陵君负魏的过错，更表现了他一诺千金的品格和以死相报的义气。)
侯嬴以死相报，信陵君为何不加劝阻呢?这就要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风尚、道德观念来分析。在当时，尽管社会处在大变动中，但守信用，践诺言还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士为知己者死，以死报知遇之恩是他们坚守不渝的信条。如果对以死相报知己的行动加以劝阻，就会被认为是不以知己相待的表现，是对人格的蔑视，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作为“仁而下士”，有三千余宾客的信陵君，对“士”的这些特点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不能劝阻侯嬴轻生死，重信诺的行动。相反，他认为侯嬴的以死相报将会激励自己在夺军救赵的斗争中必须成功、不能失败的决心，也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侯嬴。显然，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人物的性格特征。
4.信陵君为了怜“姊”而牺牲魏国的利益，这是否算得上“义勇”?(此题也可问：该如何评价信陵君“窃符救赵”一事?)
明确：关于信陵君的为人(主要从“窃符救赵”一事中来分析)可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信陵君“急”的是“姊之困”，而不是“魏之困”，这称不上“义”，他置魏国面临被秦军“移兵而击之”的危难于不顾，先“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后又私盗兵符，矫杀晋鄙，这算不上“勇”。但如果把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分析，我们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过秦论》中明确指出，六国对付秦国的基本策略是“约从离衡”，赵国“请救于魏”、信陵君窃符救赵，实际上都是“约从离衡”，维护了六国的根本利益。六国唇齿相依，一荣皆荣，一损俱损，虽然信陵君窃符救赵，从主观动机上说，为的是怜“姊”，但是，在客观效果上却“却秦存赵”，遏制了秦并吞六国的野心，信陵君窃符救赵而存魏乃至六国，这应当是“义勇”的表现。相反地，如果六国的国君都像魏王那样，在强秦面前“恐”而“持两端以观望”甚至于“赂秦”，那么“从散约离”，丧权辱国，那才叫不仁不义。
5.在这篇课文里突出表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意识，对此你是如何认识的?
明确：对“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意识的评价，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①这是司马迁的一种理想道德。他歌颂那些忠于知己、能为知己者奋勇牺牲的人，而憎恨那些朝秦暮楚，不念旧交，甚至落井下石，卖友求荣的败类。在此，他所正面歌颂的人物大都具有忠于知己，为知己尽心效力，甚至在紧要关头能为知己奋勇献身的特点。
②同是“士为知己者死”，但在性质上也有差别，象程婴、专诸等人，仅为了某一个主子的私人利益去拼命，所反映的只是个人恩怨，是一种收买与被收卖、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而侯嬴、朱亥与信陵君虽然也有报知遇之恩的思想，但他们之间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不是主奴关系，并且是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共同为保卫国家而效力的。因此，较战国时期其他人物高出一筹。
③在封建社会里，士能如此，不失为一种美德，是值得称颂的。但是，这一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信条，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制度基础上的处世哲学，尽管侯嬴、朱亥与信陵君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但本质上他们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主子与奴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因为封建社会是“家天下”，所以统治者与士的关系只能是“知”与“被知”、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某些士人得到封建统治者的赏识之后便踌躇满志，把统治者视为知己，表示要为知己者用，甚至为知己者死，无非是要报知遇之恩，尽力效忠而已。这与我们所提倡的为中华民族利益而献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思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解说：这里设计的五道思考题，都是开放性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答案(我们提供的只是参考解答)，只要学生能自圆其说，或者能说出某中某些道理，都要予以肯定，以此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兴趣和能力。尽管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趣味和科学性、具有较强的训练价值，但教师在具体的教学安排中，不宜面面俱到，而应选择其中的一两个问题，供学生辩论之用。只要能够激发学生质疑问难的意识，就算达到教学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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