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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眉小札·书信|再别康桥|徐志摩,
但是他的散文也以写恋爱而独树一帜，这就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很明了的了。至於说，
徐志摩以散文写恋爱，其动人的程度，其深刻的程度，并不亚于他的爱情诗，恐怕
许多读者凭着固有的印象就很难首肯了。
其实，在我本来的印象中，徐志摩的爱情诗比他的写爱情的散文要动人得多。
但是，这次仔细读了徐志摩在和睦小曼恋爱、结婚的过程中的书信和日记（亦即
《爱眉小扎·日记》、《爱眉小扎·书信》）以后，我的印象却发生了变化。徐志
摩的诗，完全是师承英国浪漫主义，不象闻一多那样还有象征主义的以丑为美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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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虽然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浪漫主义的激情，在西方诗坛已经迹近於陈词滥调，
但是，徐志摩却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现代新诗作出了贡献，使之从琐碎的现实
描模和粗糙的情感直抒升华为统一、集中，超越於日常生活现实抒情逻辑和单纯的
意象。
浪漫主义的抒情逻辑，其特点是一种极端化的逻辑，它有别於理性逻辑的客观、
冷静；它不随环境、时间、条件而变化。本来一切事物（包括人的感情）都不可能
是绝对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幻的。然而浪漫主义的抒情逻辑是一种情感逻辑，它是
以绝对化为特点的，不绝对不足以表现情感的强烈和非凡。因而表述爱情的诗句都
是无条件的，无保留的；爱人的美，是绝对的、永恒的、无与伦比的。从莎士比亚
到拜伦，从普希金到惠特曼，都是一样的，美的，就绝对美，丑的，就绝对丑。想
念就绝对想念，碰到任什么都引起想念。徐志摩很快就学会这一手。例如，他与有
夫之妇陆小曼陷入了热恋，而又不便自由交往，他这样写他的苦恋：
我来扬子江买一把莲蓬
手剥一层层的莲衣，
看江鸥在眼前飞，
忍含着一眼悲泪，——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啊小龙！
我尝一尝莲瓣，回味曾经的温存
那阶前不卷的重
掩护着销魂的欢恋，
我又听着你的盟言：
“永远是你的，我的身体，我的灵魂。”
“我尝一尝莲心，我的心比莲心苦，
我长夜怔忡，
挣不开的恶梦；
谁知我的苦痛！
你害了我，爱，这是叫我如何过？
但我不能说你负，更不能猜你变；
我心头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旧，
将你紧紧的抱搂；
除非是天翻，但我不能想象那一天！
这自然有诗的完整，情感也有诗化的强烈，连吃一次莲子都联想到，感受到那
么强烈的思念、回忆、猜疑、自慰最后又转而为自信。
但以这样的诗句和西方和中国古爱情诗中那些名篇相比，其情感的强烈程度就
多少有些逊色了。
但是，如果我们看他的散文，他写给陆小曼的信以及准备给陆小曼看的日记，
那个感情的强度，那个疯劲，那样的绝对化，就非他的诗所能比的了：如1925年六
月二十五日寄自巴黎的信：
我唯一的爱龙（按：陆小曼）你真的救我了！我这几天的日子也不知怎么过的，
一半是痴子，一半是疯子，整天昏昏的，惘惘的，只想着我爱你，你知道吗？早上
梦醒来，套上眼镜，衣服也不换就到楼下去看信——照例是失望，那就好比几百斤
的石子压上了心去，一阵子悲痛，赶快回头躲进了被窝，抱住了枕头叫看我爱的名
字，心头火热的，浑身冰冷的，眼泪就冒了出来，这一天的希冀又没了。
要讲感情强烈，不亚於善於夸张火山爆发式的恋情的郭沫若。要讲极端，这才
叫极端。在这里有的只是如痴如醉的激情，好像比之在诗中更像青年徐志摩的为人。
早在欧洲之时，他见了林徽因，也是没头没脑地追求；但是，他自己已经与张幼仪
结婚了，而且有了孩子，他离了婚，仍然没有追求到林徽因。但是这并没有丝毫改
变他浪漫主义的本性。一旦见到已经嫁了丈夫的陆小曼，又是没头没脑地陷入了情
感的旋涡之中。
虽然，他这种任情纵性的浪漫主义，在当时的社交圈子中，遭到了种种的非难，
但是他毫不在乎，真有一点大无畏的精神，哪怕他的老师梁启超写信反对他，批评
他——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他也无动于衷。
这种感情带着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个性主义的特点。今天的读者不难从中感
到徐志摩这种情感解放的脉搏，但是如果忽略了他的思想，就可能把徐志摩误解成
为一个浪荡公子。事实上早在他与张幼仪离婚之时，他就把离婚当做对社会传统的
一个撞击。他把他和张幼仪的往来信件公之于众，他显然有意把自己当成一个为争
取情感自由的先锋。他不但自己这样做了。而且也鼓励张幼仪勇敢地，不惜任何牺
牲去争取自己的幸福，正因为这样，他所招致的社会非议特别猛烈，一度还成为小
报记者追逐的对象。
徐志摩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於他不完全把自由恋爱当作单纯的爱情问题来处理，
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对传统的习惯势力、世俗偏见的挑战，他在诗中曾经非常天真地
藐视过当时的环境：“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他宣
称要拉着他的恋人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而在散文中，就不那么天真了：
眉，我怕，我真怕世界与我们是不能并立的，不是我们把他们打毁，成全我们
的话，就是他们打毁我们，逼迫我们去死。眉，我悲极了，我胸口隐隐的生痛，我
双眼盈盈的热泪，……我恨不得立刻与你死去，因为只有死可以给我们想望的清静，
相互永远的占有……
象许多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徐志摩常常禁不住把他和陆小曼的爱情
理想化，绝对化，无条件地美化，神圣化，而且他把自己放在神圣化的顶点。
世上并不是没有爱，但太多是不纯粹的，·有·漏·洞的（着重点原有）。那
就不值钱、平常、浅薄。我们是有志气的，绝不能放松一屑屑，我们得来一个直纯
的榜样。
原来他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勇于自由恋爱排开世俗偏见的榜样！一个时代的典型。
这不是为了出风头，在为理想而斗争的过程中，他感到自己有一种时代的使命
——他把这叫做“责任”。本来按伦理学而言，责任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可是在
徐志摩，责任不但没有限制他的自由，而且增加了自由的意义。他的自由既是一种
榜样，那么这种自由就不是仅属于个人的。
这恋爱是大事情，是难事情，是关生死的超生死的事情，——如其要到真的境
界，那才是神圣，那才是不可侵犯。有同情的朋友是难得的，我们现在有少数的朋
友，就思想而论，在中国是第一流。他们都是·真·爱你我，看重你我，期望你我
的。他们要看我们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实现一般人梦想的境界。他们我敢说，
相信你我有这天赋，有这能力；他们的期望是最难得的，但同时你我负着的责任那
不是玩儿。对己、对友、对社会、对天，我们有奋斗到底，做到十全十美的责任。
正是这种时代的使命感，或者说社会责任感给了徐志摩以惊人的勇气，去向传
统的偏见作义无反顾的冲击。
今天的读者也许会低估徐志摩、陆小曼先后离婚对于社会的挑战意义。要知道
在当年即使青年思想解放的导师，如鲁迅、郭沫若、胡适都未能公开地，在这个问
题上向他们的家庭挑战。鲁迅、郭沫若和胡适都有包办的合法的妻子，然而他们都
没有适当的办法摆脱那种强加于他们的婚姻。其中胡适妥协性最大。他明明另有所
爱，并且在婚后于杭州曾与其意中人有一次幽会，然而被其妻（冬秀）发现，大闹
一场之后，胡适从此不敢造次。鲁迅和郭沫若后来都与其意中人结了婚，但从法律
上来说，是非法的；因为他们并没有与其合法妻子离婚。思想解放的导师尚且如此，
可见当时一般人所受传统观念束缚之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
婚，陆小曼与王赓的离婚有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性质。
徐志摩不但是勇敢的，而且是坚强的，他时时表现出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甚
至自我牺牲的决心。这也许是徐志摩性格和思想中最光彩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但有磅礴的感情而且有坚定的理想，正是因为这样，他显得强大，特别是当他
面对外来的压力的时候，他决无任何退让妥协的闪念。他时常用十分果断的语言去
鼓舞陆小曼，他认为这是陆小曼人格独立的机遇。
你再不可含糊，你再不可因循，你成人的机会到了，真的到了。他（按：其夫
王赓）已经把你看作泼水难收，当作生客们的面前，尽量的羞辱你；你再没有志气
也不该犹豫了。……我是等着你，天边也去，地角也去，……听着，你现在的选择，
一边是苟且暧昧的图生，一边是认真的生活；一边是肮脏的社会，一边是光荣的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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