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不能不惊异于社会政治现实环境对诗人的影响。一九四九年就像一个分水岭，很多作家和诗人跨过去之后，都大失水准。一九八九年是另一个分水岭，很多作家和诗人跨过去之后，都变了样：就我这一代而言，很多诗人都不再写诗，去搞别的领域，现在看来，事业上也都很成功——这是个不坏的选择；另一些作家，心态都变了，并相应把写作变成一门投机生意。更令我惊异的是，连穆旦这样一位在一九四八年仍写得很好的诗人，其想像力到一九五一年竟好像突然萎缩和瘫痪了似的（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停写，就像很多中国诗人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停写）。这是他一九四八年八月，也即一九四九年前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三句：
逃跑的成功！一开始就在终点失败，还要被吸进时间无数的角度，因为面包和自由正在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
仍是有力度的诗句！
《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写的都是美国经验。这些诗，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在《人民文学》发表。从完成到发表，有六年的间距。就是!说，他有足够的时间去重新检视自己的诗作，而不是匆匆发表然后后悔莫及。他怎么连一点判断力也没有呢？
《院多诗人来?，有些题材是不可写?，一写就坏。所谓社会批判之类的题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类题材，一写就立即跌入俗套的陷阱。理由很简单，它们本身就不值得去写！比如说，一个诗人在自己的王国里可以有杰出的想像力，随便说出来都能妙语如珠。可是，一旦他们谈社会问题、青少年问题、通胀、楼价、股票，他们能谈出些甚么来——他们只能像一般人那样谈。而“像一般人那样”想、谈、写，正是诗歌和诗人的大忌。这些题材是不能写的！除非诗人把它们当成对自己的题材的挑战来写，那还有可能带来突破，事实上一些外国诗人写社会和政治和战争，就是本着这样的态度的，例如奥登等人；还有一些诗人一生都与政治挂钓，写这类材题压根儿不会对他们构成障碍或损害，例如聂鲁达（曾经竞选总统），例如桑戈尔（塞内加尔总统）。但是，不擅长这类题材的诗人，如果也把这些题材当成平常的题材来处理，那就完了。他对教条、俗套的免疫力立即消失，想像力立即崩溃。更可怕的是，诗人自!己竟然都好像没觉察，像穆旦那样，写了几年之后仍然敢拿出来发表。
在《全集》所附的年谱中，提到诗人写于一九五七年的另一首教条诗。年谱中说，诗人晚年谈及此诗，仍执着地认为：“那时的人只知道为祖国服务，总觉得自己要改造，总觉得自己缺点多，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番话同样令我吃惊。怎么可以口口声声以“那时”，以“为祖国服务”来为自己的同流合污开脱。为甚么不承认自己怯懦？为甚么不承认自己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为甚么不承认自己缺乏诗人应有的独立精神？
诗人的社会责任是甚么？我很同意布罗茨基的一句回答：写好诗。难道写好诗，为人类（或收窄一点，为民族、为同胞）提供养育心灵的精品，不也是可以“为祖国服务”吗？每一个人都专心致志于自己所从事所献身的事业，发挥所长，弥补他人所短，如此相辅相成，共同缔造更美好的人文环境，难道不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吗？诗歌是独立的，它是诗人的声带，而不是诗人用以发表通俗的公共讯息的传声筒或标语口号的扬声器。诗人当然可以写社会、政治题材，但是，写作的前提应是：诗人为了写好!诗、为了扩大诗歌的疆域和增强诗歌的爆炸力而把社会、政治纳入诗学论述中；而不是相反，把诗歌语言变成社会、政治论述的工具。当他尝试发掘自身的潜能而又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种料的时候，他就应该立即主动放弃计划要写的并撕毁已经写好了的。穆旦后期诗，以及他与此有关的种种想法，恰恰是把诗歌当成工具。当他写这些诗的时候，他首要考虑的显然不是诗歌的肌理、质地、光彩，而是如何符合当时的政治走势和实际上已没有任何个性可言的个人观点。他失去了一个杰出诗人应有的清醒：他没有主动放弃计划要写的，更加没有撕毁已经写好了的。我以前一直坚信，如果不是为五十年代以降的种种政治运动的干扰，穆旦将继续他氖甏鞯氖仆罚醋鞲喔玫慕艹鍪顾唤隹梢猿晌艹鍪耍?
且可以成为伟大诗人。但从穆旦后期诗看，他缺乏成为伟大诗人所需的深层素质。杰出的穆旦仍然是四十年代的穆旦，青年的穆旦。五十年代以后的穆旦已不是穆旦，而是查良铮或梁真，一个杰出的翻译家。因此我想，一本完美的《全集》，应是《穆旦全集》而不是《穆旦诗全集》，它应包括他五十!年代以降的译作，并删掉他五十年代以降的创作。我的意思不是说要让编者来做这件事，而是穆旦自己来做——从五十年代kai始，删掉诗人穆旦这一半，补上翻译家查良铮那一半。事实上，在看到《穆旦诗全集》之前，穆旦是我心目中唯一一位作品丰富且形象完美的中国现代诗人∶四十年代三本充满爆炸力的诗集，五十年代以后(受压制时期)众多一流的翻译作品，七十年代(压制解除之后)几首再度焕发诗歌光芒的晚年诗。而《穆旦诗全集》使我感到幻灭，这又得怪时间∶它也把一个杰出作家的劣质部分无情地凸显出来。(黄灿然)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