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派”、独特风格、远离文坛而拥抱文学……孙犁大师去世后，悼念文字里一般都会提到这些，这些也确实是他在世时给人们以深刻印象的专业成就与人格品质。
中国人似乎特别善于在人辞世后密集地说些好话，然后就多半将其遗忘或冷落。这也未必是糟糕的风习，就文学界而言，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作家谢世，如果对每一位都不仅是应景地悼念而将其沉甸甸浓酽酽地存在心上，报刊不惮烦地持续发表关于其人的文字，那么，活着的人们未免被逝者的遗产拖累，还能剩下多少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呢？坦率地说，大多数的人士，包括作家，谢世后除了其至亲挚友会久远地忆念他外，是很难享有广泛久远的社会性忆念的，所谓人类的群体记忆，是一面筛眼颇大的筛子，这是规律。一个作家去世后，能在文学史书上被提及，在辞书上有个辞条，其在天之灵（或地下有知）就该知足快乐；倘若在后人编的选本里还能陆续地出现，那就很不错了；只有很少数的作家在时过境迁以后仍能保持很高的社会认知度，其作品成为经典，流传久远。当然，有的作家在一段时间里，生前逝后都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般蹿红，但最终却会被时间和后人淡忘；有的作家生时寂寞，特别是不能见容于主流或潮流，却可能在逝后被开掘出巨大的美学价值，进入稳定的经典行列。
有记者在孙犁去世后来电话采访我，问我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我说“文学巨星陨落”，他重复我的话，却本能地说成“文坛巨星陨落”，我不得不郑重地纠正那一字之差。文坛是个坛，是有其座次的，也就是有一个固有的秩序，我们熟悉的顺口溜“鲁郭茅、巴老曹、艾丁赵”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主流版的排序，这个排序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也可以说是约定俗成；顺这个“文坛八卦”推衍，把以上的三字经顺口溜再续上一大串，恐怕也还是轮不到孙犁入围，因此，他的去世当然也就不能说是“文坛巨星陨落”。但是，抛开座次，就文学论文学，那我是真切地认为，孙犁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只是，许多人，包括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文学教授们，似乎还没有能充分认知他的文学价值。
我呼吁充分开掘出孙犁文学创作的美学价值，却反对凑热闹的虚比浮词。比如就有一位文学批评家在孙犁去世后对记者说，孙犁跟鲁迅一样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云云，听来不是耳目一新而是吓人一跳，这恐怕也未必是该人为了耸动视听而急不择言，我怀疑是该人有本什么关于孙犁的论著要借机推销，记得该人十多年前曾写有当代某作家的大厚本专论，却在墨迹未干时，只因为那位被论的作家一时处境不利，他便站到了批判该作家的营垒里去了。说孙犁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我听了只觉得是瞎起哄。以无限上纲的方式捧一个人和以无限上纲的方式批一个人同样让人觉得恶心。
“伟大”这个词不是不能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论张爱玲时就有这样的判断：“《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在这句话后面，夏志清以数千字详尽地阐述了他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那完全不是些虚比浮词，而是绘制了一幅非常精致的审美地图，效果怎么样呢？尽管包括我这样读者在内的许多人未必同意他那“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极端结论，却从他的阐释里获益匪浅，现在张爱玲及其《金锁记》的进入文学经典，已成为国人甚至人类的共识；同样的，夏志清对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的开掘，也已经很少再有争论，进入了常识范畴。夏志清自有其思想取向与政治立场，但他论张爱玲和沈从文时却并没有将他们捧为另类体系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因为他在学术上坚守实事求是原则。张、沈不是思想家，不搞政治，就是把文学伺弄好了的作家。我以为孙犁在这方面跟他们二位很接近。
孙犁大师活着时，可以用“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十个字来概括。他自觉地选取了边缘生存的定位。但他呕心沥血地写下的文字，却并不会久久地徘徊在经典之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文学金矿，给有志于像夏志清那样把被一般人忽略乃至抹煞的伟大作家予以科学定位的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学术可能性。像《铁木前传》这个中篇小说，就值得有人以夏志清评价《金锁记》那样的学术胆识，来一番细致入微而又鞭辟入里的阐释，将其人类普适性的美学意蕴加以弘扬，稳归于经典档案。泛泛的悼念涟漪平静后，谁来认真细致地绕泉抚石，独具只眼地从事关于孙犁的研究呢？愿这殷切的期待，尽快化为抢眼的现实。(刘心武)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