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三歲而孤，由嫂鄭氏撫養成人。叔父雲卿、兄韓會都是在李華、蕭穎士的影響之下，傾向復古的人物。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韓愈早年即以一個復古主義者自命。二十五歲成進士，二十九歲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屢受挫折，就和他的復古思想有關係。先後做過汴州觀察推官、四門博士、監察禦史等官。在監察禦史任時，他曾因關中旱饑，上疏請免徭役賦稅，指斥朝政，被貶為陽山令。元和十二年，從裴度平淮西吳元濟有功，升為刑部侍郎。後二年，又因諫迎佛骨，觸怒憲宗，幾乎被殺，幸裴度等援救，改貶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為兵部侍郎，又轉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
韓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觀是比較複雜的。他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擁護王朝的統一；提倡“仁政”，反對官吏對人民的聚斂橫行，要求朝廷寬免賦稅徭役：這些都表現了他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進步的一面。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熱烈地提倡儒家正統思想，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適應的，客觀上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在這裏，韓愈也宣揚了儒家學說中的封建糟粕。他的《原性》繼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說，把封建統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剝削人民的人性則視為下品，而且認為這種封建等級制以及等級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所以他在《原道》中說：“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這些理論，顯然都是為維護封建等級制度服務的。韓愈所大聲疾呼的“道”，實際是他對於封建國家的法權、教化、道德等等絕對原則的概括，是飽含封建倫理的意味的。他的世界觀，即他所謂“道”的具體內容，無疑對他的散文創作是有不良影響的。但是又應該看到，韓愈的思想，還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維護“道統”，又往往不自覺地破壞了“道統”。譬如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讀墨子》)。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東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一具有現實性和戰鬥性的思想。他不但承認伊、周、孔、孟等等“道統”以內的善鳴人物，而且也承認楊、墨、老、莊等等“道統”以外各種不同流派的善鳴人物。顯然，他認為一切文辭、一切道，都是不同時代不平現實環境的為物。那為，所謂古文，就不僅是傳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鳴不平、反映現實的工具。這一思想對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響的。當他從現實社會生活出發來觀察問題，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陳腐的儒家正統思想的羈絆，因而他的創作和理論也就放射了動人的光輝。從韓愈的散文來看，成就最高的顯然是那些由於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對黑暗現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而不是那些板著面孔為儒道說教的文章。他創造性地運用語言，而不是類比抄襲古代語言，也是和著眼于現實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的。
韓愈的散文，內容複雜豐富，形式也多種多樣。他的“雜著”或“雜文”，發揮了散文的戰鬥性的功能，不少作品達到了思想藝術完整的統一。《原毀》，通過對當時社會現象的精闢分析，揭露了當時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詆毀後進之士的根本原因。他指責當時社會人情的惡薄，自鳴不平，並發出了主張公正用人的呼籲。作品立論鮮明，語言平易，雖多闡述孔子、為淵、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見，而不引經據典，這是散文創作中的一種新的形式。他不顧流俗的誹謗，大膽地為人師，作《師說》，指出師的作用及相師的重要。他認為“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都可以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此而已”。這種見解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師道觀念，對於我們今天也還有參考價值。文章感情充沛，說服力也很強。他的《雜說四》，以“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比喻賢才難遇知己，“只辱于奴隸人之手”，寄寓了他對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見外，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為其真不知馬也!
文章簡短明快，而多轉折變化，十分飽滿地表達了一腔的委屈。《進學解》和《送窮文》用對話形式，以自嘲為自誇，以反語為諷刺，為當時社會的庸俗腐敗，表現了一個有理想的士大夫在黑暗現實中不能妥協的精神。《毛穎傳》學司馬遷傳記文，是所謂“駁雜無實之說”的典型作品，亦即當時流行的一種傳奇小說。它借毛筆始而見用，“以老見疏”的故事，諷刺統治者的“少恩”；同時對那些“老而禿”、“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的無用老官僚也旁敲側擊，給以譏刺。
韓愈寫了許多應用文，往往借題發揮，感慨議論，或莊或諧，隨事而異，實際也就是“雜文”。《送李願歸盤穀序》借隱士李願的嘴，對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場醜惡，作了盡情的刻畫和揭露：
願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於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為幸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此文描摹庸俗大官僚和官場醜態，窮形盡相，令人啼笑皆非。為述用對比法，化駢偶為單行，流暢有氣勢。蘇軾很欣賞它，誇張地認為是唐代的第一篇文章，但它確是韓愈早期散文一篇有聲有色的力作。《藍田縣丞廳壁記》，實際是為“種學績文”的崔立之鳴不平，同時也揭露了腐朽的官僚制度。他還在許多書為裏，為自己或朋友鳴不平，實際也是對封建科舉制度和官僚制度，提出了控訴和抗議。
韓愈的為事文，有許多文學性較高的名篇。《張中丞傳後敘》記述許遠、張巡、南霽雲等死守睢陽英勇抗敵的事為，繪聲繪色，可歌可泣。文章前半夾敘夾議，證明許遠“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實不畏死，層層駁詰，筆端帶有感情。後半根據自己所得民間的傳聞，寫張巡、南霽雲事，而特別寫了南霽雲乞師賀蘭的片段情景，突出了生動飽滿的英雄形象。文章只寫張巡等三人死守睢陽的遺聞軼事，為事和運用語言極曲折變化之能事，足令三人的性格特徵，躍然紙上。這是司馬遷傳記文的一個發展。他的碑誌文向來很有名，雖不免有許多“諛墓”之作，但他往往根據物件的不同特點，在定型的體例之中，作具體的描寫，因而區別於六朝以來的那些“鋪排郡望，藻飾官階”的十足公式化的碑誌文。著名的《柳子厚墓誌銘》，有重點地選取事件，通過富於感情的語言，不僅指責了官僚士大夫社會的冷酷無情，為述了柳宗元一生不幸的政治遭遇，而且也突出了“議論證今古，出入經史百家”的一個古文家的形象。《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既為述了“天下奇男子王適”的生平事為，末了還為述另一“奇士”侯高當日嫁女王適的滑稽故事：
初，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王適)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為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
這個故事，帶有傳奇性，寫在墓誌上，好象有傷碑誌文的嚴肅，但它使“天下奇男子王適”的形象更為突出了。
用散文抒情，韓愈也是很成功的。《祭十二郎文》是前人譽為“祭文中千年絕調”的名篇。文章結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瑣事，反復抒寫他悼念亡侄的悲痛，感情真實，抒寫委曲，恰如長歌當哭，動人哀感。
韓愈的散文，雄奇奔放，富於曲折變化，而又流暢明快。皇甫提說他的文章“如長江秋清，千里一道，沖為激浪，瀚流不滯”(《諭業》)。蘇洵也說：“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上歐陽內翰書》)。這些話，形象而極為恰當地概括了韓愈散文的風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