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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说“戏缘”,
她曾经叫我们写一个这样的戏：抗战时期，八路军派一个干部打入草原，发动奴隶反抗日本侵略者和附逆的王爷。我们为此四下内蒙，还访问了乌兰夫、李井泉同志，调查结果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回来向于会泳汇报没有这样的生活。于会泳说了句名言：“没有这样的生活更好，你们可以海阔天空。”
从局部看，“样板戏”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以为是有的。“样板戏”试图解决现代生活和戏曲传统表演程式之间的矛盾，做了一些试验，并且取得了成绩，使京剧表现现代生活成为可能。最初的“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的创作者还是想沿着现实主义的路走下去的，他们写了比较口语化的唱词，希望唱词里有点生活气息、人物性格。有些唱词还有点朴素的生活哲理，如《沙家浜》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杜鹃山》里的“家住安源”唱腔确实哀婉动人，《海港》“喜读了全会的公报”的“二黄宽板”，对京剧唱腔有极大的突破。京剧加上西洋音乐，加了配器，尽管有人反对，但京剧老是“四大件”（京胡、二胡、月琴、三弦）实在太单调了。然而到后来“样板戏”就全为空洞的“豪言壮语”所代替了，多数“样板戏”拼命使高腔，几乎所有大段唱的结尾都是高八度，不合规律。“样板戏”是一个畸形现象，我们应该深入、客观地对它进行一番研究。（陈怡摘编）
（摘自《汪曾祺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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