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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仁弃义乃安世，庄子笔下的儒道之争,
激情对于人生是不可或缺的，但对于理论来说，则极易导致偏颇。这四点论证虽不乏机智和深刻，却是片面的。它们只不过借用了《老子》十八章的说法：“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说的在逻辑上还是成立的，但那四点论证在逻辑上也不成立。天下大乱，孔子才行仁义；而不是因为行仁义天下才大乱。盗贼之道是为一己之私，仁义之道是天下为公，表面上的类比代替不了实质上的差异。实际上，道家可以把社会问题归于其它任何学说。因为它们都提倡有为，而有所为是必有所不为，有所得则有所失，有所成则有所毁，只有自然无为才能无所失。
只有死人才真无所为。
上面四点论证，是历来被引用的。但笔者认为很可能不是庄生本意。庄子固然希望无为而治，而不是礼乐治国，但决不会采取上面语不圆意不足的论证。庄子真正的态度也许是：他对社会完全绝望了，无论任何一种有所为的道术都不足以治世，而无为而无不为的道之整体既已分裂崩解，后世之人绝对无计能重视内圣外王之道。
“当今之世，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双脚迷惑，举棋不定，如何行路？如今人人都迷惑，我虽有期求的方向，但又怎么能使人们达到呢？知其不可得而强为之，不又是一种迷惑吗？所以还不如撒开手不去管。不去管，谁又与我同忧？”（《天地》）撒手不管，释而不推，是庄子的处世态度。但常常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仍然要把激愤之情形诸笔墨。
但儒家则不然。
“儒家之所以区别于道家、佛家，其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儒家始终怀抱着不敢忘天下的入世情怀，始终不愿出丑浊恶世而留在人间作直下的担当，始终执著于要在人类的历史文化中来实现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的道德理想，始终不放弃在政治混乱邪恶的现实世间通过自己艰难困苦的政治实践来追求未来世界的大同希望。”（蒋庆：《虚心的人有福了》，载《中国书评》总第三期，第37页）
因此，庄子与儒家之争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关注点不同。在《大宗师》中，庄子托孔子之口说：“彼游方之外者，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
天圆地方。庄子法天，故圆；孔子法天务地，故圆而方。方是社会政治、礼乐教化，方之外是超越社会政治、礼乐教化，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也。具体地说，庄子式的方外是“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他“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疒+丸]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仁义亦是异物、外物，可假借而不可执持，可忘而不可守。所以“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古者谓是采真之游”。（《天运》）
正是在“方之外”的意义上，在个人逍遥的问题上，仁义之道不适宜的。比如“意而子”见许由，许由说：“尧教你什么了？”意而子说：“尧对我说：你一定要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说：“那你还来我这儿干什么？尧既然已经以仁义给你在脸上刺了字，已经用是非给你做了割鼻手术，你以后还想不想游于逍遥恣纵、无拘无束的境界啊！”（《大宗师》）
意而子恐怕不行了。
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庄子对孔子仁义之道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个人生命问题，而社会政治、社会教化次之。所以在批评中，庄子常常把仁降格到伦理规范层次，或仅作为天道的一个方面来批评，而孔子在理论上仁与规范衔接的不充分性，又为庄子提供了批评的口实。
在庄子看来，个人生命问题的解决要远远大于社会问题，前者的解决是解决后者的前提。当后者无法解决的时候，不妨撒手不管，而求个人逍遥。
那庄子岂不是像“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来了？不是。杨朱贵生，庄子也贵生，但杨朱贵生以纵欲，纵欲而贵生。庄子无欲，他追求的是生命的全部、终极，而不是物欲。
那么庄子是不是极端个人主义呢？不是。社会之为社会，首先因为有一群处于互动关系中的人，而社会之异于个人元素的集合，乃是因为它对于每个人来说是达到秩序和福利的手段。社会比个人强大有力得多，但决不应成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东西。一个社会被称为良好的，只是因为它的制度和设置能够使每个人都可能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但一个良好的社会并不能代替个人生活，再好的社会也不可能没有人生的悲剧，而无论在任何社会，追求个人幸福是每个人唯一可能做到的，是天经地义的。
庄子并不是在逃避社会，他只是想以完整的生命去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避免被卷入喧嚣和庸人自扰之中，不成为牺牲品。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都是荀子所说的“伪”。是以庄子不为。
颜回对孔子说：“我有进步了。”
孔子问：“怎么讲？”
“我忘掉仁义了。”
“可以，还不够。”
过了几天，颜回说：“我有进步了。”
“怎么讲？”孔子问。
“我忘掉礼乐了。”
“可以，仍不够。”
又过了几天，颜回说：“我有进步了。”
“怎么讲？”
“我坐忘了。”
孔子大惊，问：“什么是坐忘”
颜回说：“遗忘了我的肢体，抛却了我的聪明，离弃了身体，忘掉了知识，与大道融为一体，此之谓坐忘。”
孔子叹道：“与万物一体便没有偏私了，参与万物的变化就无偏执了。你真是贤人啊！我只能从乎其后了。”（《大宗师》）
这便是庄子的追求：道德之乡而不是仁义之道。如果不站在坐忘的境界、天道大通的视角来批评仁，只能落入各执一端的争论，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无是无非。而如果站在天道的角度上，仁并不错，只是不足，因而不能偏执，偏执是“非”，不偏是“是”。无所执著，亦无是无非，却能解决人生问题。宋明的理学、心学都是在回应庄子，试图在心性理论中消化庄子、批评庄子，因而实得益于庄子。
心不存仁而自仁，不存义而自义，不存礼而从心所欲不逾短，不劳神伤形以求知而自智，心中无信而从不失信，这才是最高境界。
为人之道，当先治心，而礼乐次之。治心之道，当先去成心，而仁义次之，成心一去，仁义亦不存，而无不合于仁，无不合于性。所以庄子批评孔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虽不尽恰当，但从儒家为人所重视的一面来说，又不无道理。后世大儒如程朱陆王（程颐、程灏、朱熹、陆象山、王阳明）力补此偏，开拓心性之学，颇有贡献，但又把政治儒学忘得差不多了。
只有忘仁义、只有大仁不仁，才能达到至仁。商太宰问仁于庄子。庄子说：“虎狼，也有仁。”太宰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子说：“虎狼也有父子相亲，何为不仁？”太宰问：“什么是至仁？”庄子说：“至仁无亲。”太宰问：“我听说，无亲则不爱，不爱则不孝，您倒说至仁无亲，对吗？
庄子说：“不是，至仁的境界很高，孝不足以说明它……以敬来行孝容易，但以爱来行孝就难了；以爱行孝容易，以忘来行亲情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既然能蔑视尧舜的德行尚且不足，能够泽施万世而天下不知，那么还用得着叹息着讲仁和孝吗？什么孝悌仁义，忠信贞廉，都是被称为美德实际上是为之所役使而失去了真正德行的，不足为尚。所以说，至贵，是视一国之爵如无物；至富，是视举国之财如粪土的；至愿，是视名誉如敝屣的。因此大道永恒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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