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朦胧诗”的论争 （一）

   阅读之后，第一印象就是惊异万分，简直是醍醐灌顶。几乎每一首，都使我灵魂震撼。有些句子，有惊人的影射，实属“大逆不道”，如“不要让灾难佯装幸福，不要让帝王扮成导师”“当颂扬之声不再感人”。如果有人出卖，只要一两句，就足以打成“现行反革命”。感人最深的是《屠夫》，具体诗句当然记不得了，现在从他的诗集《雾中汉水》查得，这是他1973年（正是我初到福州的时候）的作品：

    当人猛增/而猪陡减/你满面红光/下巴叠成三层/想捞些油水的/都向你罗拜/即使是混毛的/浅膘的/灰色的/提着一块走过街上/也引来无数羡慕；/就在这/匮乏上面/崇拜上面/建造你渺小狂妄的权威。

    我当时之所以感到惊心动魄，主要原因是，我一直感到我们的诗歌，组装英雄主义的豪言壮语，已经成了习惯，只能用有限的话语说话，换一种语调，就什么也讲不出来。蔡其矫还有一首《所思》，一样充满了反叛的情绪：

    仲夏夜迟升的月亮/为黑暗的条状云掩蔽/一切都非常寂静/仿佛在等重现光明/受伤的老狗蜷伏在草地上/默想生活的残酷/对热情招呼不再信任/因为他并不愚蠢

    在那文化专制的时代，把孤独感诗化是很危险的，何况其中还凝聚着受伤的感觉，而充满隐秘的期盼和刻毒的复仇的情绪。这是令人有点毛骨悚然的。震惊之余，有些振奋，振奋之余，也有些惭愧。我在当时，虽然，还没有觉悟到否定文化革命的程度，可是，在密友之间议论江青，发泄不满，已经不是很稀罕的事。但是从来也不敢想到过把这转化为书面的诗歌语言。文化革命期间，多少善良的人，往往就是因为书信、日记，而付出鲜血的、甚至生命的代价。严酷的现实，让人们学乖了，朋友、亲人之间，连书信都不敢写了（我和谢冕就心照不宣地互相不写信），何况把这些异端思想，字斟句酌，写成整整一本诗。蔡其矫显然把在密友间传阅他大逆不道的思想和艺术，当成一种乐趣。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油然而生，不仅仅是他的勇气，而且也为他能把刻骨铭心的思索转化为诗歌。回想起来，我在极端苦闷之时，也曾经借诗发泄愤懑。惟一的一次，那是1969年春天，在华侨大学被隔离审查，一连四个月被关在一间斗室里，除了一本《毛泽东选集》以外，什么书也不给。但是，我充其量只能把咒骂写成打油，抄在从报页边上裁下来的小纸片上，卷成一个纸捻，插进眼镜盒的夹层。绝对不敢拿给任何人看，几年以后，有点后怕，终于取出来吞下了肚子。在蔡其矫的诗作面前，深深感到自己是个大俗人，写作品就是为了发表，而蔡其矫，写就是为写，放在抽屉里，并不想发表，就是给自己，给自己的朋友看看，过过瘾，如果有什么目的，也就是一种思想和才能的证明。这种境界是我所达不到的。虽然感到惭愧，但是，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自豪，毕竟他把我当作朋友，把我当成能够进入他诗歌艺术境界的人物，这也许是那些徒有青春容貌的少女所不能到达的档次。

    更使我震撼的是后来，他来了，一手托着一个手抄本的诗集，是两个年青人的。我狼吞虎咽地浏览了一个女工的诗集，虽然，虽然经历和我如此之不同，但是，她对人的隔膜的哀伤，对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渴望，还有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潜在微妙的体验和意识，包括那无声的共鸣和温婉的默契，那样的微妙，那样的清纯，完全是另外一个心灵的和艺术的世界。我第一次听到了舒婷的名子，但是没有记住，但是那种精神清净之感却一直留在我心里。真正要记住舒婷这个名字，则要等到1978年底，舒婷诗歌引起了争议的时候。蔡其矫展示给我的另一个手抄诗集，是北岛的。给我的冲击也极具有震撼性，他的哲理性的冷峻和深邃，令我感到骨头里冒出来一股凉意。事过四十年，当时令我毛骨悚然的诗句，已经忘记了。只有一句，是永生永世难忘的：

           世界，我们和解了吧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里，可惜的是，后来多次阅读北岛的诗集，都没有找到。每逢我想起这句诗，冥冥之中，就出现了一个冷酷的面容，和被我们用颂歌来赞美的世界冷眼对峙，说是“和解”，其实势不两立。虽然那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这种孤独的姿态，但是，作为诗歌艺术的追求者，我不能不感到，这不仅仅是思想的，而且是艺术的突破。时间大概是1975与1976之间，我是真正感到自己的虚弱了。诗歌领域，并不是只有颂歌、战歌和牧歌的语言，另一种诗的境界，已经被开拓出来。我平时所感所思，老是被自己拒绝于诗门之外，可人家已经写得这样精彩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来，后来，有人以为我在1980年开始为朦胧诗呐喊，是冷锅子里爆出来一颗热栗子。其实，并不是，我的内心早就感到了某种蜕变。用陈思和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潜在写作”，不能发表的写作，播下种子。虽然后来我比较早就呼喊起来，但是，比之年青诗人，还是比较晚熟的，这可能是因为，在诗歌趣味这种精致的领域，脱胎换骨，是须要比较漫长的时间的，过了四五年，我才写出了《恢复新诗的根本艺术传统——舒婷诗歌与我们的启示》和那引起诗坛地震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1978年，舒婷的诗出现在福州马尾区文化馆油印的一本诗刊《兰花圃》上。这本油印诗刊居然发行到全国，甚至有新疆等边远省份的读者来信，就舒婷诗歌展开争论。这令我激动不已。我感到，这正是我在1956年一直想写却没有写出来的诗。不久以后，我又看到了《今天》，我确信一个新诗的时代终于来了。因为有在大学时读阿拉贡、艾吕雅、洛尔伽、聂鲁达，还有拉丁语系的阿尔贝蒂等的经历，所以我不认为他们的诗晦涩难懂。相反，舒婷等人的诗使我产生了思想和艺术解放的强烈兴奋。

　　1980年，《福建文学》发表了舒婷的诗，连续展开讨论。把舒婷本人请了过来。当时，她还是厦门灯泡厂流水线上的女工。在厦门，她的诗早有所争论，批判派占了上风，厦门日报上，一度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当魏时英先生决定在《福建文艺》上讨论舒婷的诗的时候，最初，有些人，包括舒婷，甚至远在北京的诗刊社一些人士，还以为是福州要批判她。但是，在福州的讨论会上，支持派却占了上风。我写了长达一万字的文章，那就是后来被《新华月报》转载《恢复新诗的根本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但是，批判派很激烈。一位持批判态度的（会写一点民歌的），讲话比较尖酸，把舒婷弄哭了。舒婷出去擦干眼泪，我们非常绅士地，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继续辩论。

      在一万字的长文中，我把舒婷的诗当作新诗复兴的标志。我说，中国自艾青、戴望舒、

田间、何其芳等诗人之后诗歌忠于自我的艺术的传统就中断了，舒婷他们恢复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诗歌传统。（这篇文章现在收集在本书中）我怎样想就怎样写了，没有想到，据说引起了《诗刊》一个有一点地位的女性诗人的极大不满，她说，照他这么说，中国新诗六十年的历史，就只剩下三个半诗人。她的意思是，连贺敬之、郭小川都不在内。何其芳，只算半个，因为，他后来革命了。六十年新诗，只有三个半诗人，还传到艾青那里去。引起他的狐疑。后来性情活跃被公刘称之为古道热肠的翻译家江枫，看了这篇文章，跑到艾青家里，说，就是剩下三个半，您老人家还是第一个。据江枫说：艾青甚慰。

   2，围绕“朦胧诗”展开的论争，1980年的“南宁会议”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这次会议真正揭开了“朦胧诗”论争的序幕，您能详细地谈一下这次会议的组织与召开的情况吗，以及这次会议的整个过程？

    答：1978年10月左右，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大庆和鞍山之旅，一方面是宣示，在文革期间停止了十年的中国作家协会恢复运作，同时也是旨在实践所谓“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准则。我和刘登翰很荣幸地参加了。当时团长是艾芜，副团长是刚刚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歌德巴赫猜想》的徐迟。作家比较多，诗人并不占多数，艾青和公刘都参加了。但是，都是“摘帽右派”。我从《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口中得知，周扬已经说了，艾青右派问题可能重新考虑。而其它的人物，如丁玲，则是真反党。当时正是真理标准大辩论的前夕，每到之处，沸沸扬扬。吉林省委宣扬部长宋振在和我们谈话时，甚至这样说：“有些人怕得要命。我对他们说：你怕什么？怕他咬了你鸡ba！”这句话，我终生难忘。几年后，我还把这句写在给朋友的信中。弄得那个朋友的老婆，说，孙绍振这个人神经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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